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中幸免于难

　　1924年9月初，周恩来奉党中央的命令从欧洲回到广州，l0月被派往新组建的中共广东区委，任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随后又到国民党黄埔军校任教官，11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时周恩来只有26岁，却深受广大军校师生的敬重，军校的党代表廖仲凯曾在家中对他16岁的儿子廖承志介绍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黄埔一期的学生胡宗南，在没有考入黄埔军校前在他的老家浙江以“狂生”著称，天底下几乎没有人能让胡宗南看得起的，但自认识周恩来后，胡宗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位素以国民党内预言家著称的胡宗南，就断然向同学预言，说这位比他还小两岁的政治部主任将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军校中最具有能力的人。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帝国主义在全国各地不断对中国民众大打出手，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1925年4月8日，美国军队在福州开枪打伤数十人；5月28日，日本军队在青岛包围工厂，开枪打死打伤20余人，抓走70多人；5月15日，日本人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伤10余人；5月30日，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抓捕100余人；6月1日后，英、日、美联合出动军舰，其陆战队布满了整个上海，对工人、学生进行开枪抓捕，死60余人，伤70余人，这就是近代史上的上海“五卅惨案”，以日本人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为导火线。针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国其它城市的工人、学生及农民纷纷上街游行，支持和援助上海工人的行动。

　　广州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国共两党合作后，广州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高涨，“五卅惨案”发生后，引起广州各界群情激愤。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陈延年、担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广州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邓中夏4人，决定6月19日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18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由广州各界120个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各界对外协会”，推举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为协会主席，还决定6月23日上午举行10万余人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廖仲恺为大会及游行的总指挥，同时决定黄埔军校及军队也列队参加。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6个连，即每个团的一、四、七三个连，组成一个营，从国民党军里同样也抽调两个营去参加这次的游行。对周恩来决定抽调黄埔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是非常不满的，但国民党中央也正式通知他，要求黄埔军校学生参加游行，蒋也只得同意。23日游行的那天，蒋介石并没有去，也没参加集会前的演说。

　　6月23日是夏至后的第二天，广州的太阳从头顶呈直射状，太阳强烈的白光烤得整个广州城似一个大蒸笼。但群众的爱国激情在骄阳下更加高涨。集会的地点在东校场，因为当时没有扩声设备，就将总会场分成三片，每片算是一个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总会场的执行主席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他宣读了代理大元帅、广东省长胡汉民的文告，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演讲。周恩来、汪精卫、何应钦等人主持了由黄埔学生军队及国民党军队组成的军警界分会场，当时周恩来站在主席台上，整齐地穿着一身黄埔军校的黄色军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还不时有人找他说些什么，他的样子在当时的人群中异常的突出。

　　集会在下午l时30分结束，接下来是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进行游行，香港罢工工人的大队排在前面，其后依次是工、农、商、学、兵队伍，游行的每个人都在手臂上缠着黑纱，以哀悼在上海“五卅惨案”中遭杀害的同胞，他们手中拿着旗子，高喊着反帝口号。在军警界的游行队伍里，每4人排成一排，按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堂学生军、国民党军第一师、黄埔军校学生军顺序排开，走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它是周恩来在1924年冬组建的,由黄埔军校第一批毕业学生组成的两个团，周恩来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游行路线两旁，还布置了荷枪的军人维持秩序，国民政府还派出两架飞机，不时在游行队伍上空投撒彩色传单。但何应钦却没有走在他率领的国民党军前面，为了显示他的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众位军警首领的护卫下走在整个军警界大队的前头。

　　下午3时20分，队伍行进到广州城城垣西南角的沙基街时，面对一河之隔的沙面，游行者情绪更加激昂。沙面原是一个小渔岛，当时却是帝国主义在广州城圈定的殖民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针对当日的游行，英、法等帝国主义早已布置下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隔着只有50米的河准备实施大屠杀。

　　当黄埔军校学生军经过时，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就有50人一瞬间被打死，170余人受伤。第一排枪响，与周恩来并肩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最前边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中，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周恩来却就地迅速匍匐在地，并快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当时周恩来十分的警惕，他知道发生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屠杀，均是突然间开枪的，他对此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准备。事发后，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称“军校入伍生死12人，伤23人，国民党军官长死4人，士兵8人，伤30人。”当时有关报纸报导，帝国主义的屠杀是针对黄埔军校学生及国民党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