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了解，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被过滤广告 
，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