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项英在转辗隐蔽的日子里，被睡在身边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反动派用重金悬赏缉拿项英，也化为泡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也没能得逞。而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同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除项英外，还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副官)住在这里。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

　　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弄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

　　在我们到湖南耒阳访问之前，新四军老同志刘奎在《红旗飘飘》第22集的回忆文章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是“刘候忠”，但是耒阳县的同志都没有注意到。而该县公安局、民政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正在查询一个名叫刘厚总的人的下落。刘厚总，该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自1938年春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开赴皖南后，曾于1939年春回家乡一次，此后杳无音讯。他家乡已没有直系亲属，知情的同时代人也大多去世。

　　后来，我们在县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时年66岁，离休前任耒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王开运。

　　刘厚总，1904年生。这个年份，是王开运根据刘厚总比他大10岁推断的。在曾家冲，刘姓是大姓，刘厚总的父亲是刘秀仕，秀字辈、厚字辈、德字辈往下排。“刘厚总”三个字同前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档案资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们党史文章中所写的“刘候忠”，是刘厚总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