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直是关注热点。在昨日的采访中,《大公报》记者就如何保护南京古都,如何看待真假古董之争发问。杨卫泽回答说，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积极抢救、全面保护、合理运用、加强管理。“刚到苏州的时候，很多房子要去修大家就要争论，你不去修一场火烧掉了没人吭声。你积极地去抢救、积极地去保护可能大家提出这样那样的议论，我想南京也有这样的状况……”杨卫泽强调，不能因为有众说纷纭的议论，就以一种不负责的态度搁置，否则文化遗产会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最后走向消亡。（《扬子晚报》2014年5月8日）

    我认为杨卫泽先生对待历史文化的理念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和主动作为的态度。诚然，在当前做好事非常难的环境下，只有勇于面对、不怕争论、不怕丢官、科学决策、有效协调，才能把事情办好办实，即使遇到一些杂音，也只能证明好事做得越早越好，等完全没有了杂音了才去做事，那要等到猴年马月，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保护历史文化的方式和方法是多样的，主动作为才是正确的方向，具体的实施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是修旧如旧。尽管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出现。例如，万里长城东段的保护和修复中，大多采用这种方式，最突出的要算水上长城、山海关及老龙头等地，拯救文物要敢于维修及时抢修，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风吹雨蚀和自然倒塌。修复是对待任何文物的首要条件，没有一代代人的修复，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所称的秦长城吗？

    二是改造创新。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滕王阁和黄鹤楼全是后人重建的，也未必是古代的模样和格局。其中岳阳楼是1984年重修，在它1700余年历史中屡修屡毁又屡毁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共30余次；滕王阁是1989年重建的，历史上重建达29次之多；黄鹤楼是1981年重建的，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重建和维修了10次。难道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假古董？人们常说的三只腿的桌子如果修修订订就会弄坏文物，那么，做个方套式补腿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这样让桌子站起来了，也让文物近乎完整了，岂不是好事？因此文物保护和修复还需要大家在智慧中创造。

    三是保留残缺。如在圆明园遗址上重建圆明园就没有必要，否则耗资巨大代价高昂，而且摧毁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更何况我们还有故宫、颐和园。再就是中山陵的博爱牌坊上有一个石柱当时锯短了后接的，难道我们非要换一根完整的石柱才算美吗？

    少争论，多干事，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秉承的就是这个态度，否则哪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变化。没完没了的争论，只能耽误时间，错过时机，给历史和后人都留下遗憾。文物保护如果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光论不干，今天的人们恐怕只能住着草棚子，穿着树皮，走着羊肠小道，还能开汽车、乘火车、住进高楼大厦、用上电灯电话电脑，谈什么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因此，任何事物都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让文物保护走上科学的正道，才能不负于历史不负于后人。

    文物保护要坚持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既不能穷和尚守庙，身在金山不识金，行嘴皮式保护，无为而治，无所作为，眼巴巴地等着房子慢慢自然倒塌，又不能想当然地乱来，随意大拆大建，瞎改造乱标新，两者都对文物有害无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动用社会资源和资金进行文物保护，需要克服畏难情绪和各种利益羁绊，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事情。不敢面对挑战，不敢横刀立马，试图百分之百满意，甚至个别人有意见就搞一票否决，那任何事情也干不成。这方面的亏我们已经吃得不少了，有些决策本身没有错，却因为前期程序或者群众工作不到位，给后期工作带来了相当的被动和麻烦，补救不力甚至误了工期、影响安全，最后反而牺牲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政府和决策部门的形象和诚信也受到创伤。古人尚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天的决策者们不妨多一点法制和智慧，发挥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让群众同舟共济想方设法支持和帮助办成好事，达到人民工程人民做。这一点，上海在许多公共决策上，就是先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讨论，请群众出谋划策，时候成熟再报批和上马，既干成了事，又得到群众的拥护。急躁冒进、匆匆上马等作风往往容易把好事办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