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纵览，作者：崔光烨。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崔庸健(1900-1976),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他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他不仅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而且在黑龙江省三江地区进行建党、土地革命活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长达18年之久，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崔庸健将军

    参加反日运动 投身中国革命

    崔庸健，原名崔石泉，1900年6月21日诞生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祖国沦为殖民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压迫的现实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还在中学读书的崔庸健，因向同学宣传反日独立思想，而被日本警宪逮捕入狱。1922年9月，崔庸健出狱后，同20多名患难战友一起从宣川乘船，奔赴中国上海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崔庸健一到上海就进入了南华学校学习，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懂得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驱除日寇，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实现。为了学到军事本领，他又赶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技术。

    1924年，崔庸健毕业后，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第五期第六区队长等职，期间与周恩来等相识并共事。1926年，崔庸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他担任黄埔军校特务营第二连连长，率领部队攻打沙河，与敌激战10多个小时。广州起义失败后，崔庸健率残部撤退到花县，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

    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1928年初，崔庸健受党组织的派遣，冲破层层障碍和封锁，经上海来到东北，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组建党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领导土地革命 培养抗联将领

    在东北，崔庸健与中共满洲省委北满特委接上关系，党组织派他到通河县西北河朝鲜族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初，他组织金东源（崔水平）、李中健、林凤善等党员，创建了通河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带领党支部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松花江同盟、妇女会、儿童团、农民同盟等群众革命团体，他还选拔一批青年骨干，进行了军事训练。为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清算“三益堂”（由日本特务、朝鲜族中的卖国败类和反动军阀三股合资组建）的通河暴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河暴动最终失败了，崔庸健等3名党代表在群众的掩护下潜离了通河县。

    作为三江地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崔庸健化名金治刚，于1928年春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洞河福兴朝鲜族屯秘密开展农民运动，继续播撒革命火种。他组织乡亲们集资，办起了三江地区第一所朝鲜族学校--松东模范学校，首开了三江地区朝鲜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时，这所学校也是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则办起农民夜校。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行，讲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和十月革命，揭露了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秘密，介绍了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情况和自己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特别重点介绍了中国正在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乡亲们头一次系统地听到这些革命道理，思想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群情振奋，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于是，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反日青年会、反帝大同盟、儿童团等革命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当地的进步青年及农民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崔庸健在全东北最早创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1928年10月，他秘密发展裴治云、崔圭福、金成刚入党。第二年春，又陆续发展金正国、马德山、徐光海、张星德等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三江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福兴屯成立，下设河东、河西两个党小组。随后，在萝北县的鸭蛋河，富锦县的安邦河，汤原县的梧桐河、太平川、七马架、格节河，通河的西北河及鹤岗等地陆续组建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1929年春，中共汤原县委在汤原县鹤立镇附近的北7号屯正式成立。县委书记为李春满，委员裴治云、崔圭福、金成刚等，秘书金正国。这不仅是三江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县委，而且也是整个东北地区创建最早的中共县委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汤原县委改组扩大为汤原中心县委。

    1929年秋，崔庸健还组织福兴屯农民举行了第一次震撼三江的农民暴动和示威游行，并取得重大胜利。这次农民暴动的胜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三江地区的农民运动。

    1930年11月，崔庸健通过举办三期军政干部培训班，精心培养了大批党的干部和抗日将领，受训的高年级学生和青壮年达140多人。这些学员被派往萝北、鹤岗、富锦、集贤、桦川、汤原、依兰、勃利、通河等三江各地，发展党团员，建立“反日同盟”，到处点燃革命烽火，从而使汤原中心县委所属的基层党组织迅猛发展到南至通河县、北至富锦县的方圆150公里的广阔地带。

    创建抗联第七军 击毙日军少将

    在以汤原中心县委为中心的佳木斯周边地区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同时，从1929年末开始，崔庸健与黄继兴（黄哲云）等党员一起又来到中国最东北角的宝清、虎林、饶河、抚远一带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与黄继兴、崔一山、徐凤山（李阳春）等中共党员，在饶河三义屯办起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1930年3月，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饶河县委，崔一山任书记。1931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批示又将饶河县委扩大为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所属党员数量发展到120多人，下设饶河区委、抚远区委、宝清特支、虎林特支。

    1932年7月，根据饶河中心县委的决定，崔庸健在宝清县小城子办起了军政训练班，培训抗日人才。紧张的军训和反日教育刚刚进行了两个多月，日军的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就侵入到宝清一带，训练班的一名学员被捕叛变，供出了军训所的地点。崔庸健得到消息，立即解散了训练班，只带领5名学员来到了饶河。随后根据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用仅有的一只手枪，成立了由金文享、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6人组成的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崔庸健亲任队长。

    由这6人组成的特务队，后来发展成为威震敌胆的抗联第七军。

    1933年4月21日，在大叶子沟，已经发展到40多人40多条枪的特务队正式改编为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崔庸健、政治部主任金文享。同年6月，崔庸健又在饶河三义屯举办了军政训练班，70多名学员经过两个月的受训后全都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后，服装、粮食等物资的补给困难也随之而来。崔庸健派李学福到虎林独木河救国军部队进行协商，将游击队编入该部第一旅特务营，由金文亨任营长，崔庸健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28日，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时，特务营作为先头部队参加了战斗，击毙日军官兵20多人，缴获4挺重机枪及许多武器。

    1934年2月3日，特务营在大代河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取消特务营番号，重新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由崔庸健任队长，朴振宇任政治指导员。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第一中队长崔石峰，第二中队长许资善，手枪队长金东天。会议确定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打击汉奸走狗，建立根据地。此后，饶河反日游击队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乌苏里江沿岸各县抗日的核心力量。

    游击队重返饶河之时，正值日伪军对吉东地区进行“第二次讨伐”，声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饶河游击队和其他抗日武装。1934年2月25日，200多名日伪军进犯暴马顶子附近的十八墒地。崔庸健带领50名队员，充分利用地势险要的优势，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经过近5个小时激战，不仅击退了敌人，而且毙伤30多名日伪军，我方无任何损伤。接着，游击队又于4月攻打了大叶子沟民团防所，不久又突然袭击了当地两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并将其处决。这一系列的胜利，使游击队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大增，从而也站稳了脚跟。6月和7月，崔庸健亲率50多名队员在暴马顶子和大别拉坑分别袭击了破坏抗日、扰害百姓的范福堂和李喜山两支投靠日伪的自卫团队，缴获许多枪支和马匹等军需品。

    自此，以暴马顶子为中心，包括十八墒地、大叶子沟等方圆25公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游击队也发展到90多人，附近村屯也普遍建立了农委会、反日会、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

    从1934年11月起，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讨伐”和“围剿”，但均被英勇善战的游击队粉碎。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于1935年1月15日，从佳木斯调来800多名日伪军骑兵和步兵疯狂围攻暴马顶子根据地。此时，游击队总共才250人。为确保以少胜多，狠狠打击敌人，崔庸健把部队集中埋伏在地势险峻，积雪深厚，离敌后方远，步、骑兵均无法行动的大旺砬子，然后派出战斗小组引诱敌人。1月29日，敌人果然上了当，向大旺砬子追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之后，游击队发起全线攻击，经过一天艰苦作战，打死打伤100多，敌军溃逃中冻死冻伤的也很多。这一战，游击队死伤仅6人，创建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日伪军溃退后，夺取暴马顶子之心不死，仍派60名伪军驻防该地，并加紧修筑堡垒。崔庸健让李学福带80名队员，于2月10日进行夜袭。经过3个小时的肉搏战，打死伪连长以下10余名，俘虏40多名，缴获60支步枪和其他军需品。至此，游击队重新恢复了暴马顶子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讨伐”。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第四团，下辖4个连和保安连及团部，共250多人，团长李学福，崔庸健任参谋长。不久,敌人的秋季“讨伐”开始，四团与敌人在新兴洞激战，击毙日军30多名，打死打伤伪军20多人，取得重大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此战后，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加入四团，各个山林队也纷纷要求加入四团的行列，从而使部队迅速扩大。除了饶河县城，其余的地方都变成了游击区或根据地。

    1936年3月25日，第四团在关门咀子被正式改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崔庸健任参谋长。此时日伪军大力推行“集团部落”，实行经济封锁，动用数千兵力进行不间断的常年“讨伐”。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崔庸健改变战略，提出不再固守旧游击区，而是分兵开辟同江、富锦、宝清、密山等地的游击区，扩大有生力量。6月15日，崔庸健带领的150多名队员在同江头道林子与日伪军及地主大排队的360多名敌人遭遇。战斗从上午9时一直打到下午16时，崔庸健指挥部队展开政治攻势，在阵地前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军”的口号。伪军和大排队开始产生消极和动摇，有的向天空开火欺骗日军，有的临阵哗变抗日，甚至有的暗中告诉我军日军和指挥官的位置，有的还送来不少子弹。最终，击毙日伪军50多人，我方牺牲16人，负伤8人。这次战斗虽很残酷，但使我军影响在同江、富锦一带日益扩大，甚至连大部分土豪劣绅也开始同情支持抗联，仅两个月就募捐到抗战费经4万元，60多人参加抗联队伍。

    1936年冬，二师主力陆续返回暴马顶子和大叶子沟根据地。

    1936年11月15日，抗联第四军二师根据上级指示，在暴马顶子正式改建为抗联第七军。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陈荣久担任军长，崔庸健担任军党委书记、参谋长。全军下设3个师，发展到近千人,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由于叛徒的出卖，1937年，陈荣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陈荣久牺牲后，七军召开党代表会议，决定由崔庸健担任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会议还决定，要加强反奸细斗争，建立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根据党代会精神，崔庸健在小南河召开各民众反日团体和山林队领导人联席会议，将愿意接受“共同抗日纲领”的饶河、虎林、同江、富锦等县的山林队800多人编入七军序列。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区，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讨伐”，崔庸健决定分兵作战。一路由他亲自率军部、第二师和部分收编的山林队500多人在饶河、虎林一带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和景乐亭率一、三师的700多名队员前往同江、富锦一带开展游击。李学福率领的部队在富锦二道林子与日军小滨部队相遇，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日军200余人。崔庸健则在饶河活动期间，成功地策动大顶子山后佛寿宫100多名伪军哗变。

    入冬后，为粉碎敌人的冬季“讨伐”，崔庸健派一部分兵力前往同江黑嘴子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的兵力，而他率主力部队600余人向抚远转移。12月中旬，七军和五军联合突袭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及其他军用物资。随后，崔庸健率部回师饶河，积极主动地击破了敌人冬季“大讨伐”的计划。

    1937年是抗联七军获得较大发展的一年。到年末全军达到1500余人，并在暴马顶子、十八墒地、大叶子沟、四合项子等地建立了许多密营，为开展持久游击战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1937年12月20日，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来到饶河召集了下江（乌苏里江）特委扩大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是重新改组下江特委，决定直接受吉东省委领导；二是决定七军编入抗联第二路军，并调整了干部，由李学福任军长，由于他重病在身，仍由崔庸健代理军长，并由二路军总指挥部派遣王汝起和何可人分别担任一师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三是解决了干部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肃清了敌奸细残余。这次会议对饶河一带的抗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1938年春开始，敌人对七军再次发动了疯狂“讨伐”，加上日军实施的归大屯政策，部队与群众失去联系，处境日益艰难。然而七军将士不畏艰险，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代军长崔庸健率军部20多人留在饶河开展游击战，一、二师在富锦、同江等县活动，三师在宝清一带活动。8月3日，崔庸健率部奇袭饶河县小南河佛寿宫走狗队，智取轻机枪2挺，步枪60余支，子弹1万多发。他用这些缴获的武器于8月间成立了军部少年连，共40余人。

    1938年9月26日夜晚，秘密交通员朴永山急匆匆来到七军军部报告，伪满洲国军政部要员日野武雄少将在40多个军警护卫下，乘船到饶河县小佳河集团部落巡视，估计一两天之内要返回饶河县城。然而，当时七军主力部队都在同江、抚远、富锦，虎林一带活动，留在老鹰沟密营的七军军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少年连。崔庸健和从同江回军部汇报请示工作的一师副师长姜克智商量决定，率警卫连实施伏击。40多名战士从密营出发，急行军20多公里，来到敌人必经的西凤嘴子进行埋伏，等待敌人到来。可是埋伏了一宿也不见敌人出现。下午15时左右，正当熬了一夜的战士们急不可耐的时候，日军的汽艇沿着挠力河转过一弯又一弯，由远而近出现在河面上。战士们顿时精神抖擞，倦意全消，摩拳擦掌，子弹上膛。300米、200米、100米……当日野武雄坐的汽艇离岸仅30米的时候，随着一声“打”的指挥令，步枪、机枪子弹雨点般朝汽艇扫去。刹那间，日野武雄和10来个随从被撂倒。余下的敌人仓皇应战，乱成一团，开着汽艇想夺路逃走，可几十米宽的河道被密集的火力网封锁得严严的。战士们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痛快！汽艇驾驶员也被子弹击中，拽着舵盘倒向了一边。汽艇嗡的一声向北岸蹿去，一头扎在那里不动了。打了一阵，战士们见船上没动静了，就喊了起来：“缴枪不杀，你们赶快投降吧！”可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两名战士借来一只渔船，一人划船，一人端着枪冲上了汽艇，他们往船舱里一瞅，然后直起腰笑道：“光有睡觉的，没有喘气的。”

    战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结束了，包括日野武雄少将在内的43名日伪军横倒竖卧，全都被击毙。我警卫连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37支、子弹4000多发、望远镜1架。这次伏击战我军无一伤亡，有力地震慑了敌人。伪满洲国《大同报》在10月20日的报道中哀叹“满洲国防将星殒落”。

    1938年，由于敌人的大兵团“围剿”，加上原山林队首领邹其昌、王福林等投敌，七军大量减员，到1939年2月，全军1500人只剩下700人左右。

    1939年秋，由于叛徒出卖，七军在临时密营所种的粮食几乎全被破坏。12月，3000多日伪军又向七军大举“讨伐”。崔庸健只得留下100多兵力在饶河牵制敌人，自己率领其余队伍，冲破敌人包围线，迅速向抚远县一带转移。他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通过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来解决粮食服装等军需品补给。但这时北方气温已降到最低点，满山都是二尺多厚的积雪，战士们又处于极度疲劳之中，加上日军利用汽车、爬犁、骑兵等进行追击，七军处境更加恶化。

    当时，每个战士连续9个月每天只能以一碗黄豆或一碗包米充饥；有时半个多月靠啃树皮维持生存；六七个月吃不到食盐；特别是在严寒深雪中露营，既不能升大火堆，又不能睡眠；有时日夜急行军中还要打几个回合的战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然而，无论条件和环境怎样艰苦，崔庸健始终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和激励抗日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最东北角的虎林、饶河、抚远、同江、富锦、宝清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斗争，打了无数次苦仗硬仗。

    调任第二路军 出任总参谋长

    1940年4月1日至8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率小分队从苏联回到虎林县小穆河北，召开了七军党代会，决定将七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王汝起，副支队长刘雁来，政委王效明。会议还宣布崔庸健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由原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组成）总参谋长兼吉东省委代表。

    1940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行“集团部落”政策，隔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疯狂破坏地方党组织，加上连续不断的军事“讨伐”，使抗日联军失去了立足点，各部队均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大片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绝大部分被破坏，杨靖宇等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先后牺牲，抗联11个军的4万余人，仅剩下1000余人，处境极为险恶。为了保存已有9年艰苦斗争历史的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抗日，夺取最后胜利，从1940年初到1942年春，各地抗联部队除留一部分小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陆续转入到苏联境内整训。1940年9月20日，崔庸健率二路军的百余名将士赶到宝清县，与从苏联回来在那里接应的周保中会合后，迅速向乌苏里江边转移。10月29日，部队越高山，穿沼泽，强行军到达乌苏里江边。日军得到情报后，派2个营的兵力驱车赶到界江附近，布网拦截，企图全歼抗联将士。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崔庸健连夜找来一只旧船，将士们在夜幕的掩护下，从河汊处起锚，向对岸驶去。11月1日拂晓时分，当数路日伪追兵赶到江边时，崔庸健和周保中已率部队过江全部到达对岸。事后，周保中回忆道：“大江横隔，若无小舟渡过，则乌苏里江成为我之乌江矣。”就这样，到年末东北抗联各主力部队冲破日军围追堵截，分期分批进入苏联境内。

    出任东北地区委员会书记 迎接胜利曙光

    起初，抗联将士们打算暂时到苏联越冬后，第二年春天再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战。但是1941年4月，由于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的《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为了保持远东边境的稳定，劝阻抗联部队暂时不要返回东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转入长期的野营训练。

    1942年8月1日，经苏联远东方面军同意，在位于黑龙江边、距哈巴罗夫斯克75公里的雅斯克（苏联伯力北野营），抗日联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特别独立步兵旅（也称国际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参谋长崔庸健。旅以下设4个教导营、2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连、迫击炮连）。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三营营长许享植（因许牺牲后由王明贵任），政治副营长金策；四营营长柴世荣（后由姜信泰兼），政治副营长季青（后由姜信泰兼）。

    1942年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正式将原东北的东满省委、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省委合并组建为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委员会（也称教导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会议选举崔庸健为书记，委员有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金京石、彭施鲁、王明贵、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候补委员王一知、沈泰山。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包括在野营和出发派遣的党员，对原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关系不变。此后，抗联教导旅在以崔庸健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野营加强政治学习，在加紧军事训练的同时，还不时派出小分队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抗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小规模的游击等任务。

    1945年8月，位于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北部的雅斯克野营秋高气爽，清风拂面，作为东北党的最高临时组织机构所在地--抗联国际教导旅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东北地区委员会刚刚做出决定：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东北抗联中的朝鲜同志，将返回朝鲜组建新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同志将返回中国，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崔庸健与朝夕相处多年的亲密战友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王效明、王明贵等国际旅的几百名抗联将士，不得不依依惜别。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宣言。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最高司令部命令苏联远东地区3个方面军从西、东、北3个战区，在4000多公里的广阔战线上，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进攻。早在7月份，抗联教导旅就在崔庸健、周保中的指挥下派出数百名指战员，分成小分队担任苏军进入东北的向导。还有290多人被空降到东满、南满、北满等地的日军后方，侦察防御部署和调动情况，阻击逃跑之敌。

    在苏联红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迅速及时接收东北，抗日联军于1945年9月初开始分4批进驻东北57个战略要点。1945年9月8日，崔庸健同周保中、冯仲云一起到达长春。

    9月18日，到达东北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和陈云等领导认真听取了东北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的详细汇报。

    汇报中，崔庸健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移交了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的全部组织关系、党员名单、党费及档案。当时，彭真感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

    这次汇报结束后，东北局领导宣布中共东北委员会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予以撤销，所属各地党组织统一由东北局领导。

    不久，崔庸健返回朝鲜，冯仲云派抗联战士董金山将他护送到鸭绿江边的城市安东（现丹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