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朱德元帅临终前跟家人调侃：

    “我这辈子就没吃饱过！”

    朱老总的饮食非常克制，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是能省则省。

    作为开国十大元帅之首，他曾向组织提出，拒绝领取元帅工资，还前后三次主动提出降薪，工资从每月659元降到404元。

    朱老总跟家人讲：

    “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只有增产节约才能变得富强。光增产，不节约，就等于没有增产。”

    他在生活的地方修整出一块菜园子，工作之余，和妻子康克清一起种菜。

    1958年2月，中国驻德大使馆突然发来请示：

    “朱德副主席在我馆有95008.3马克，此款如何处理？”

    马克是德国货币的名称，按当时汇率，这绝对是巨款了。

    朱老总怎么会在德国有存款呢？这笔钱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其实，这笔存款跟一个叫史沫特莱的女记者有关。

    一、历经千辛万苦，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一个贫困工人家庭。

    因生活极度贫困，她小学还没毕业，就为了谋生去做报童。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得到进入慈善学校学习的机会。

    也许是因为幼年时期的艰辛生活，影响了成年后的史沫特莱。她敢于追求，勇于探索，特别同情遭受苦难的人们。

    1916年，24岁的史沫特莱前往纽约，在这里她接触到印度民族主义者，开始投身到政治活动中。

    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撰稿，一方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18年3月，她被美国以违反中立法的罪名逮捕入狱，被监禁在纽约臭名昭著的“坟地”监狱。

    出狱后，她开始了流亡生活，期间曾在丹麦、德国等国居住。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

    她见证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当时有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被害。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史沫特莱又来到东北、北平、天津等地进行深入观察。

    了解得越深，她越发同情中国百姓被资本家、列强肆意压榨的悲惨处境。

    她理解底层人民的艰辛，也愿意尽自己所能，贡献出一份力量。

    1932年，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以争取民权为主旨的进步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史沫特莱与茅盾、鲁迅等人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她经常阅读他们的作品，了解进步人士对中国现状的看法和见解。

    她主动把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刊登在美国刊物上，让全世界了解觉醒后的中国人。

    也是在这个时期，经宋庆龄等人的介绍，她结识了很多具有“红色背景”的进步人士，还曾在家里接待过我党的秘密联络人员。

    史沫特莱曾写下《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著作，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中国的革命。

    她在书中写道：

    “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中外，史沫特莱以记者的身份留在西安，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

    南京国民政府制造舆论压力，通过广播，对外宣布“蒋介石已经被枪毙”的新闻，造谣红军达到西安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史沫特莱得知此事，非常愤怒。

    她无法坐视国民党颠倒黑白，于是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兵谏”的真实情况，用英文讲述出来，传向世界。

    她还采访军政界、民主人士，通过他们的讲述，让外界了解“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与主流媒体相悖的史沫特莱瞬间名声大噪，但也让她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看到她发布的相关报道后，意识到谎言被揭穿，气急败坏地宣布将其逐出中国。

    二、与朱德相识，了解中国革命

    周总理等人得知史沫特莱的遭遇，主动提出帮助。

    1937年1月12日，她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前往陕北。

    在这里，史沫特莱见到了上海的老朋友作家丁玲，以及贺龙、彭德怀等人。

    当天晚上，她得到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接待，见到朱德时，史沫特莱很激动：

    “我听说你是一个土匪，人头悬赏到了两万五千大洋，还是一个被‘打死’过很多次的人。”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她向朱德打听出身、求学经历等私人问题，希望朱德能详细讲讲曾经的过往。

    朱德对她的好奇感到很困惑，询问原因。

    史沫特莱认真地回答道：

    “因为你出生于佃农家庭，你是农民。”

    据她了解，中国目前十个人中有八个是农民，而有机会向世界讲话的中国人，都是达官显贵。

    史沫特莱认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那么占据大多数群体的农民，也应该向世界谈谈自己的经历。

    “你把你的身世告诉我，代表着中国农民第一次向世界开口讲话。”

    朱老总当时心里面只想着抗战，哪有心情吹嘘自己的经历？

    他告诉史沫特莱，自己以前是农民，现在是军人，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建议她到处走走，多见见其他人。

    史沫特莱听从建议，她和中文翻译吴莉莉一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先后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进行深入采访。

    同年3月，朱德见她确实是个办实事的记者，同意她的请求。

    两人约定，每周拿出两到三个晚上讲述过往经历，为将来写朱德传记积累素材。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与中共领导人、军人频繁沟通交流，发现他们都拥有崇高的理想。

    由于国民党常年对延安进行新闻封锁，还将红军污蔑为“赤匪、强盗、暴徒”，国际社会对红军的印象很片面。

    为此，史沫特莱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同行发出邀请。

    当这些外国记者历经曲折来到延安后，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观感：

    “（他们）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自己一样思想进步的人。”

    在延安的时候，史沫特莱时常戴着有五角星的军帽，穿着灰土布军装，还要跟着部队一起上前线打仗。

    朱德和任弼时劝说她留在后方，她却说：

    “我是一个记者，当然要去前线，才能获取最新的战况。”

    行军途中为了方便新闻报道，她的照相器材随身携带，就连打字机也是用绳子捆绑在身上背着。

    遇到打游击战时，史沫特莱会放下本职工作，听从长官指挥，做一些后勤方面的工作。

    忙于战事，没时间吃饭，她和战士们一样，吃胡萝卜和青菜充饥。

    史沫特莱深入抗日前线阵地，久经战火考验，通过她的报道，让外界了解到中国真实的战场。

    她还跟毛主席、朱德等人，联合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请求，希望派出医护人员来华，到抗日战场上救治伤员。

    在她的呼吁下，国际友人积极响应号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等一批优秀的医生，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史沫特莱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承担起援华医疗队的宣传工作，曾与白求恩一起在前线，为伤员提供服务。

    后来，她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进了《中国在反击》一书中，向世界详细讲述，从西安事变到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三、克服困难，艰难完成朱德传记

    1941年6月，史沫特莱因病被迫离开中国，从香港回到美国治病。

    从1928年年底首次进入中国，她用了12年的时间，观察和了解中国。

    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党员们，拥有全新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理想。

    他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也给亚洲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

    为了向世界呈现自己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她把自己过往写的通讯稿、演讲稿以及日记，汇编成《中国的战歌》一书。

    这本书记载了她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与日军作战的情况，也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她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

    《中国的战歌》一经上市，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此书也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

    史沫特莱的书籍很畅销，稿费收入也不低。

    但她把稿费都捐给了中国饱受战争灾难的孤儿，导致自己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她自己的居住地，还是美国财团免费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的。

    在美国，她一方面开始着手写朱德传记；

    一方面邀请美国共产党员在国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动大家讨论和捐款，支援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解放。

    随着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她又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国民党与美国政府之间。

    她曾在写给朱德的信中提到，蒋介石和美国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青岛将无限期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基地。

    史沫特莱于1946年的7月，收到朱德写给她的回信，其中还有一些包括朱德生平的资料。

    从此开始，她停止参加社会活动，专心编写朱德自传。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由于史沫特莱的常年活跃在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参与过多次大事件，拥有很高的威望。

    她的讲话，经常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导致反动势力疯狂打击她。

    1947年印度独立，尼赫鲁政府提出聘任她为政府顾问，邀请她去印度。

    印度，对史沫特莱而言，也是一个常常挂念的国家。

    她曾因为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尼赫鲁曾向她许诺，等印度真正独立后，邀请她去印度。

    其实，这个邀请对当时的史沫特莱而言，十分有利。

    不仅可以解决生活困顿的局面，而且还能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不过，为了写好《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她最后决定不去印度。

    1949年，对史沫特莱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

    年初，美国当局突然对外宣称，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组织“拉姆扎小组”成员。

    面对没有证据的政治指控，她与美国政府抗争到底，最终，美国陆军被迫撤销对她的诬告。

    但是他们故意选在刊登广告的位置发布撤销声明，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史沫特莱依然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国的反共势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麦卡锡主义”。

    该主义恶意诽谤、疯狂迫害共产党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史沫特莱因曾为共产党说话，而再次被推入到政治舆论的风暴中心。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她原计划出版《伟大的道路》受到严重的阻碍。

    曾为她出版过《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出版社，再次找到她，希望她能在《伟大的道路》结尾处，添加一些抹黑中国共产党的文字，便于出版。

    史沫特莱拒绝出版社的无理要求，决定暂不出版此书。

    在美国备受打压的史沫特莱终于在10月份，从广播里收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她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将来这个世界也不再会像从前那样了。

    她还向朱德讲述自己在美国的各种遭遇，当下的时局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处，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她决定重返中国看看。

    美国当局知道史沫特莱与新中国的关系，导致她的出行计划受阻。

    不过，史沫特莱没有放弃，她决定先去欧洲，之后再到中国。

    行程制定好了，史沫特莱带着《伟大的道路》的手稿，悄悄离开美国。

    她先是到达英国伦敦，居住在好友家里，开始修订手稿，她期望等自己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可以把写好的作品拿给朱德他们看看。

    可叹天不遂人愿，1950年5月6日，年仅58岁的史沫特莱，因手术后病情恶化在牛津逝世。

    在其逝世6年后，《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才有机会出版问世。

    史沫特莱女士去世前，曾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在北京举行。

    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碑文：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1956年，《伟大的道路》一书出版后，国外有关机构将稿费交给了中国驻东德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