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我感触最深的是，共产党官兵身后的一些百姓。他们常常让我落泪。我到山东沂蒙山采访，现在的老头还能唱一首歌，大致的意思是，最后一粒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山东、安徽的百姓包括后期东北的百姓，为什么能够跟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赴后继？民心！百姓知道跟定共产党就有好日子，我们的队伍打赢了好日子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打输了，打败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

　　我至今还能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生活也不富裕，住着破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当时就可能是一个纵队的司令部，那些高级将领们就坐在他们家的土炕上，吃他们家烙的煎饼。孟良崮战役，国民党装备那么好，渴死、饿死多少人？空投不准，他们是没有水喝的。国民党进一个村，老百姓没有了，抓一个带路的给你带错了。共产党的军队还没到那个村，那个村早组织起来了。为什么？农民很实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打动我的，也是我写《解放战争》最根本的动因，或者叫主题，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什么时候你背弃了人们，人们就抛弃你。要说这本书的主题，这就是主题。

　　张弘：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小车推出来的。

　　王树增：陈毅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唯一一个兵力不占优势的，甚至还少一点。共产党军队以前是以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以毛泽东说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硬是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夹生饭为什么能煮熟？我们主力兵团不占优势，但是我们背后有500万老百姓。国民党军队一律靠空投，从一颗子弹到一张大饼都是靠空投，我们不是。我们是几百万辆小推车，往上推粮食、推子弹、推弹药，往后拉伤员；我们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老百姓家。我在下卷专门写到这部分，是有具体数字的。伤员一进村，伤员的脚在外面，浑身都是血。孩子们看着心疼，拿玉米秆量量脚，赶紧做双鞋子，鞋底下写着“革命到底”，要不然就是“命大”、“富贵”之类的字。国民党伤兵哪有这样的待遇？

　　我们的官兵大都是翻身农民的子弟。父母送他当兵的时候是有道理的，老大在家种地，共产党给他分了地，终于可以吃自己家地里结的粮食，不挨饿，不给地主交租子了。老二，你得到部队去，不让狗日的再回来。就这么简单。采访中，什么最感动我？就是这个最感动我。

　　张弘：城市的情况呢？

　　王树增：内战的时候，每个城市知识精英都游行示威，反对这个腐败政府。像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以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叫《怎么忍心向那一颗蓝色长袍裹着的心开枪》。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也只能用这个维持，但是维持不下去。

　　我专门捕捉到一个学生的回忆，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城的时候，他在坦克上写了几个字，“你们来了我们很快乐”。他认为，这些贪官污吏终于被打倒了，清静世界终于来了。因为那时共产党一不贪污二不枉法，官兵一致。你要不说他是大官，看不出来，穿的都是一样的。唯独例外的是，他有匹马，到了后期有辆美式的吉普车，而且没有私人财产。国民党不一样，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抓住也好，逃亡也好，都是大箱子，里面都是金条——当时只有金条才是真正的货币。

　　我们的高级将领就是一匹马、一个警务员、一个公文包，多大的官都没有发财致富的想法。国民党有一个高级将领被西北野战军抓住后，彭德怀款待他，做了一盆面条。那时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国民党的将领就说副总司令这么艰苦，你们吃这样的东西，真是敬佩敬佩。彭德怀当时拍着桌子火了，说全国的穷苦百姓有几个人吃得上？我吃上面条算我享福了。你们这帮人认为不能下咽，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源。这是原话，是国民党将领被捕之后，临死时写的回忆录。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除了毛泽东就是他了，多大的官啊！吃碗麦子面做的面条已经是奢侈了。这是最令我感动的。当然，还有官兵的奉献牺牲，这些东西让我思考最多。

　　我崇尚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给葭县县委写的那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毛泽东为什么给葭县县委写信？有一个小故事。胡宗南的军队占领葭县，使西北战场很别扭。彭德怀的部队总打不跑他，因为陕北很穷，没有粮食吃。最后说没有粮食也要打，要把胡宗南的军队打跑。就跟葭县县委说，能不能筹备三天的粮食，我们把这个县城拿下来。当时共产党的县长计算了一下，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拿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地里的青苗割下来还够吃一天；把全县的驴、羊杀了还够吃一天。

　　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就牵着驴，赶着羊在后面跟着，供部队吃饭。打完这一仗以后，好几年之内，这个县都不见驴，老百姓吃观音土。所以彭德怀说老百姓是我们亲爹娘，所以毛泽东写了一句“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如果这本书有主题，那就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也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最后夺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