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著名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８月出版。本刊近日专访了王树增。

　　为什么写作非虚构类文学《解放战争》

　　张弘：怎么想到要写《解放战争》这一宏大题材？

　　王树增：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场非常非常奇特的战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作战双方完全不成比例的实力，仅仅用两三年时间，就来了一次惊人的大翻盘。作为一个战争来讲，解放战争的结局是用军事的观点不能够完全解释通的，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另外，解放战争直接关系到今日中国的生活样式，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想我有必要去认真写它，提供给喜欢我的读者。

　　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解放战争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还活着。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是我非常崇敬的父辈。他们身上给予我对于信仰，对于幸福、快乐等这些生活观念的传输，使我深受感动。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的读者。

　　我对这本书还是有信心的。我想每一个读者，关心自己的血脉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到农村去，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来的理由。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张弘：近年来，你将创作重心放到了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上。为什么？

　　王树增：说说我的“野心”吧。我有一个“野心”。当代中国文学系列中，非虚构这一块太弱了。没有好的作家，没有经典的作品，当然也培养不出来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在西方，这是半壁江山，包括传记作品，一直是经典迭出，确实棒。我总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我以前写小说，也写过戏剧。之所以现在进入这个领域，我想至少从当代中国的阅读状况来讲，这一类书籍的阅读状况和读者层面还有开发的余地，还能形成对非虚构文学阅读的习惯或阅读的思潮。我觉得好的非虚构文学的作品对认知力，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经历和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对读者是有意义的。

　　我特别讨厌纪实文学这个词，我也比较讨厌报告文学这个词，怪怪的，西方没有这个词。报告就是报告，文学就是文学，还不如按世界通行的“非虚构类”来命名。

　　改革开放以后，给企业写个报告文学，给多少钱，把风气闹坏了。你不要怨读者不买账，我是读者也不买。我认为，虚构的东西有它的文学力量，但是非虚构的作品有它认知的力量，它的思想的力量、思辨的力量。

　　张弘：在《解放战争》这类非虚构作品中，要遵循哪些规则？

　　王树增：非虚构类作品写作有两个要素。第一，必须有历史考证的真实。我不敢说历史真实，历史本身没有真正的真实。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你来记述历史，司马迁记述历史是司马迁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但是至少要尊重具有历史考证价值的那种真实，也就是说《解放战争》这本书里出现一个炊事员，必须是真的。他是有来历的，我可以说出他是哪支部队、哪儿的人。你不能虚构一个张三，这是不允许的。

　　第二，这件事必须发生，不能虚构一件事情。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它是文学，它不是史学著作。史学著作是考证，提出一个历史观点来考证它。我的作品是文学，文学必须是文学家、作家对历史的独到的思考。而且文笔一定要漂亮，是文学叙述，不是一个历史论文。这些东西杂糅出一种文学类型，就是非虚构文学。我记得“文革”时偷偷地在被窝里看《战争与回忆》，太优秀了。最近我看《漫长的一日》，写二战的，都是非虚构文学。我总想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只不过这次是从当代中国战争史切入。

　　张弘：非虚构类作品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史料的运用和甄别。你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是否得到过检验？

　　王树增：我还有一个近代史系列。《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前几年就出版了，台湾版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提出要求，得给一个注释版。我给了注释，都是出处，如“清史稿第几卷”。他们又不满意。他们的注释不仅仅是这些。我只好拜托他们找专家来注释。他们找了台湾大学等机构的一些近代史教授来注释这本书，注释完出版居然没有挑出毛病。后来他们给我写信说，你这个书有史学著作的严谨性。我这才知道。我说我不怕注。

　　像这样的战争书，我不怕审查。因为它有出处。唯独不一样的是，以作家的心灵来观照历史，以作家的姿态跟读者对话，而不是历史老师去上课。我现在喜欢上这个行当了，只要写好，这个市场也非常大。我接下来要写《1911年》、《1921年》。

　　档案、回忆录、采访相结合

　　张弘：《解放战争》的史料大致有几个来源？

　　王树增：主要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所有的档案。档案馆的资料、电报、原始的会议记录、原始的战争文件，包括国民党方面的。

　　国民党方面的在内地也可以查到。比如国民党把解放战争史叫“戡乱史”，还有陆军史、空军史……同一场战役可以有多重的史料来对照，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就要作出判断。

　　再一点，我特别重视参与者个人的回忆录，那是最宝贵的东西。能够找到的尽最大努力找到，上到双方的指挥员和将领，下到一个士兵。他即使只写一个细节，这个细节绝对真实。

　　所有史料大量地去阅读，穿插在一起，我一下子觉得生动起来。对个人的回忆史料，必须大量地阅读，做笔记梳理出来，所有的资料就融会贯通。也可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和我们一个普通士兵的回忆录对在一起了，时间地点要搞清楚。回忆录、资料对应着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没有人这样去对过。

　　还有就是采访。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有所选择。要采访什么，直接找他去。比如锦州塔山战役，我找活着的人，哪个干休所，他当时是哪个营的，我直接找他。史料的收集是技术活，只要肯下工夫，我认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你的结构，你梳理出它的叙事结构来。第二是你的文学视角，必须给你的读者新的东西。这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

　　张弘：你的考证中，哪些内容是比较新的？

　　王树增：我可以举出以前不大说或者闭嘴不说的例子，比如东北的四平之战。守不守四平，守不守得住，过去吵得翻天覆地。我没见过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吵过架。打到最后也没有守住，死了那么多人。我写得很客观，有我的观点。因为那时正在政治谈判，阵地需要守一守，但是不能这么守，违反了我们一贯的作战原则。一贯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为了一个坛坛罐罐而牺牲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有争议的，以前是不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