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大半年后保外就医至济南齐鲁医院。

　　马克昌从此声名大噪。

　　事实上他极少作为律师出庭，特别法庭上的舌战，是他毕生最为特殊的一段经历。他说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位研究刑法的专家。1950年，马克昌由武大法律系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成为建国后首位刑法学硕士。1956年冬，他进入全国人大参与中国刑法的起草工作。两年后，他被冠上“右派”的帽子，脱离法学教育和研究长达20年。直至1979年，马克昌才得以重回武大，与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共同筹划恢复法学教育。那一年，他已经53岁。7年后，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重建法学院，马克昌任首任院长。1996年和1997年，他又作为专家代表，参与刑法修正案的讨论，提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等意见，引起高度关注。刑法学界多将马克昌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教授并称为“南马北高”。

　　如今，84岁高龄的马克昌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拿着计步器，他可以一口气走上4000米，武汉协和医院的大夫说这才是“80岁的老人，40岁的心脏”。在他珞珈山脚下的寓所里，他身穿运动夹克，侃侃而谈。他说他一定要强调一句话：作为法学家，他很庆幸自己遇上了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这样的特别案件。“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以后的同仁，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亲历如此空前绝后的世纪审判。”

　　为“四人帮”辩护不是走过场

　　人物周刊：您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后来却成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辩护人。经历这种角色转变，内心有没有冲突？

　　马克昌：我当年是被划为“右派”的，送到湖北蕲春八里湖农场去劳动改造，干过重体力活儿。好容易摘了帽子，又把我弄去武大的伙食科。劳动劳动倒没什么，可惜浪费了一个学者最宝贵的研究时间。不过，我作为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吴法宪的辩护律师，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夹杂其间。我是搞法律工作的嘛，按照宪法，他们也有辩护权，应当让他们享有权利，这样国家才能真正走上法治之路。

　　人物周刊：他们真的能享有这种权利吗？当年的审判，辩护律师有没有真正起到制衡作用？还是仅仅流于形式？

　　马克昌：庭审结束后很多群众评价，“哎呀，他们这还是真辩护！”就是说这不是走过场，也不是应付一下就算了。我的观点：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有这种评价，就算是辩护成功了。如果别人是说“哎呀，这就是做个样子”，那就失败了。

　　人物周刊：“上面”有没有给你们施加压力？

　　马克昌：可以说没有。

　　人物周刊：您说您的辩护放在那个特殊时期看是成功的，那么放到今天来看存在什么问题吗？

　　马克昌：是存在问题。比如律师们心存顾虑，对应当提出辩护的论点没有提出或不敢径直提出。比如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对此律师曾进行研究，认为王、张、江、姚是党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他们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意见，尽管内容是对周、邓的诬陷，但做法上还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应认为是罪行。尽管有这样的认识，律师为姚文元辩护时却没有提出。比如律师认识到指控姚文元参与上海叛乱没有足以认定的罪状，应作无罪辩护，但考虑到这样就推倒了姚的一大罪状，事关重大，不敢直接提出。

　　当时对律师小组有种种规定，并且要求律师的辩护“须有利于审判工作的进行”，律师只能处处依照规定行事，只是根据案卷材料找出为被告人辩护的论点，没有另外再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在法庭调查时律师发言不多，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向被告人发问，并且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传唤新的证人到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