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
我为“四人帮”主犯辩护
不是说我水平有多高,而是以后的同仁,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亲历如此空前绝后的世纪审判
1980年11月16日,清晨6点,马克昌匆匆吃完了早餐,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乘车,经长安街一路向北,朝京郊昌平而去。
两个小时后,他在五云山麓下车。眼前的建筑砖墙高耸、电网密布、铁门紧闭、气氛森严。墙内有10栋灰色的砖砌楼,窗户离地面两米多高,在人的视线以上。每道大门皆装有“监视孔”,门旁是荷枪实弹的武警。这里实行“认证不认人”的铁则,再大的官儿到访,没有专门印制的出入凭据也休想迈进半步。马克昌谨慎地掏出由司法部、公安部开具的介绍信,经门卫与公安部电话核实,最终得以进入大院。他默不做声,只顾一路向前,心里却暗自慨叹着:好一座插翅难逃的秦城监狱!
一个月前,54岁的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马克昌正给学生上课时忽然接到学校办公室转来的急电,令他火速进京,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报到,“其他不详”。他坐上当天下午的火车,次日凌晨抵达北京,被接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这时他才知道,“上面”让他参与对“林彪、江青”集团起诉书的讨论。一周后他又被指定为“四人帮”主犯张春桥的律师,因张抗拒律师辩护,换成为“林彪案”主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辩护。
“他不想死,认罪态度相当好。”这是马克昌对吴法宪最初的印象。昔日呼风唤雨的吴是“林副主席”面前的红人。1967年,林彪的妻子叶群对吴法宪说,女儿已经在空军了,想把儿子也放到空军来:“我儿子、女儿都到空军,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应当让他们在空军大胆工作、大胆活动。”为了表示对林彪的忠心,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进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当时林立果甚至还没入党。几个月后,按照林彪意思,吴法宪又将林立果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指示空军: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随后,林立果利用吴法宪赋予的特殊权力,开始培植亲信,密调部队及飞机、武器,建立秘密据点,窃取外汇,购买特工器材,谋划暗杀毛泽东。这些事成为后来起诉吴法宪的重要罪状。
当年的律师小组由司法部直接举荐,云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的17名律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陈卓亲自分管。
马克昌回忆,彼时,中国正常司法刚刚恢复,而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罪犯大多曾身居高位,掌握大量国家机密,因此,主管部门对辩护律师的态度是谨慎甚至严苛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亲自圈阅了《辩护工作方案的建议》,提出“会见被告人必须有看守人员在场”、“律师在法庭上不得作无理强辩”、“要保障法庭审判顺利进行”等要求。后来,司法部又提出“不搞单干”、“要谨慎”、“把问题想周全”、“严格保密”等4项要求;除了“某些细节”可以“作相应辩护”,就只能“请法庭依法裁判”。但马克昌说,事实上,在实际审判中,后来为几名被告人所作的辩护词突破了上述规定。
他本人便是特别法庭上对被告人提问最多的律师之一。他认为吴法宪可减轻罪名的几个关键点在于:吴法宪确立林立果“两个一切”的地位后,是否知道可能导致的后果;当年周宇驰无视周恩来下达的禁飞令,杀害飞行员陈修文,并驾机逃往广州,事先吴法宪是否知晓;吴法宪按叶群指示通知江腾蛟到京议事,随后叶群向江布置了查抄郑君里、赵丹等5位上海知名文艺人士住所的秘密任务,吴法宪是否事先了解叶群的真正意图。对于这些问题,吴法宪均予以否认,证人和证词也支持辩护意见。马克昌据此力争,提请法庭对吴从轻判处。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回忆,当马克昌道出“从轻判处”4字后,台下观众窃窃私语:原来辩护是玩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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