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红墙深处》作者 权延赤 人民日报出版社

　　编者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权延赤编写的“权延赤红色经典书系”共包括三册：《红墙深处》、《卫士长谈毛泽东》、《走进周恩来》。其中，《红墙深处》通过曾经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八位同志，贴身卫士、保健医生、文工团演员、专列服务员等的生动叙述，展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和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下为《红墙深处》一书节选。（孙琳）

　　韩桂馨，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我们很熟，她讲话总是那么从容朴实、显出“过来人”的宽容和威实。

　　1947年9月30日，我17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几天后。傅连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讷，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璋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璋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没干什么大事，只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叫“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髻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讷，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讷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讷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17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梳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髻。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去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20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讷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讷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饭后他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我有些发怔。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李银桥就劝道：“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只此一句，大家全闭了嘴。以后我发现，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对。

　　第二天，我带着李讷，随毛泽东和江青转移到杨家沟，在那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行军中，江青骑了一匹大青马。那时，一切为了前方，好马都送到作战部队，后方使用的全是老马劣马。毛泽东骑的也是一匹老马，唯独江青骑的大青马是匹雄健的好马。这匹马本是贺老总送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要，被江青要去了。那是1939年，江青喜欢驯烈马骑烈马。她生性好强，干什么事都要占上风。周恩来要去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一些问题，出来时，江青一定要送。她要和周恩来比赛骑马。中央首长骑的都是老马弱马，哪里比得过贺老总送来的这匹好马？江青打马从周恩来马旁冲过时，周恩来的马受惊，尥蹶子将周恩来摔落马下，右臂折断。经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医治，未治好。后去莫斯科医治，效果仍不理想，留下残疾。毛泽东为此曾严厉斥责过江青。

　　初到杨家沟，已是秋末冬初。江青忙着给李讷做棉衣，织毛线衣。她针线活不错，李讷的衣服基本都是她做，无论裙子、布拉吉，还是棉衣棉裤。特别是织毛衣，织出灯笼袖，蜂窝一样的花。我不大会针线活，更不曾织过毛衣。她便说：“李讷的衣服不用你管了，你就给老板补衣服吧。”

　　撤出延安后，一直到进城初的几年，江青都把毛泽东称为“老板”。开始是为了转战中的保密，后来是叫习惯了。直到全国人民都叫惯了“毛主席万岁”，她才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生活俭朴，随遇而安。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摞补丁。特别是衬衣衬裤，指头稍一用劲就能捅个洞。我又没干过针线活，补起来更吃力。记得补一件衬衣，本来袖子上只破一个洞，还没把那个洞补住，不小心针扎了手，一哆嗦，手指头又在袖子上捅出个新洞。我向卫士组组长反映情况：“李组长，主席的衣服全糟了，补不住，换件新的吧！”李银桥摇头：“不行啊，这要江青说了算。”我说：“那我去找江青。”他又摇头：“江青也得听主席的，主席不同意，谁也不敢给他换新的。”

　　“我去找主席说！”我年轻气盛，拿了衣服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写作，抬眼望着我说：“阿姨，麻烦你了。我们现在还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就辛苦些吧，谢谢你了。”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退回自己房间，一针一针小心翼翼缝补。第二天早晨，我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在写作，江青接过了衣服。她看看我补的补丁，又显示地扬扬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捋出来让我看。我脸红了，特别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半是得意半是讥嘲的笑容，使我全身尴尬难受。然而，她并没完，忽然推着我朝毛泽东面前走，一边举着那件衣服说：“老板，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呀？”

　　我脸上热辣辣，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几乎忘记江青的身份，只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羞辱。我眼里涌出泪花，抿紧嘴角，身体本能地朝后靠着反抗。可是江青还在推着我向前走：“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写得正专心，开始并没听清江青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目光忽然和我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并且听清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推我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我低着头走出房间。屋里，毛泽东还在继续批评江青。工夫不大，江青来到我的房间：“阿姨，刚才的事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我至今认为江青讲的是真心话，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说得不准确。这不是“急脾气”，而是一种“天性”。我认为毛泽东事后说的几句话是比较准确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从那天起，江青开始教我针线活，教我织毛衣，手把手教。有时热情得使我不安，有时又按捺不住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她教会我针线活，却也损伤了我的感情。我曾感激她，却从不曾喜欢她，我无法同她建立那种真正的友谊。毛泽东亲口对我和李银桥讲过：“她这个人哪，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冬天到了，一次，江青交给我几块剪裁好的毛皮，让我缝皮袄。我连一般针线活都还做不好，缝皮袄就更难了。可是，既然交代了就要做。我费了好大劲，总算缝上了。江青拿去一看，立刻又发了脾气：“这缝的是什么啊？这怎么行？拆了重缝！”我接过皮袄悄悄退出。拆线时，我独自暗暗流泪。

　　第二天一早，江青忽然来到我房间，面色变得比小孩子还快，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唉，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是了解的，不要往心里去。”

　　我是了解的，我没有怪她。我不想往心里去，但我也无法和她知心贴心。那时，我带李讷吃大食堂，只有星期天偶尔让李讷随父母吃顿小灶。生活异常艰苦，贺老总曾看到毛泽东的饮食。内心十分不安。回到河东后，遇上机会便托人给毛泽东送点腊肉和几条鱼来。毛泽东总是分送周恩来、任弼时及伤病员共同吃。那天晚饭有条鱼，江青叫我一道吃，我不肯吃，她不答应。她给李讷夹块鱼，再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给我吃。李讷特别懂事。她难得吃鱼，眼睁睁盯着鱼，吃一口便等着下一口。可是见我不吃，便搂着我一定叫我吃。她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多好的孩子啊！我张开了嘴，于是，一大块鱼送到我嘴里。我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壅塞了，我把李讷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和李讷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那时一条鱼比现在一桌席要金贵得多。

　　江青唯恐我带不好李讷，她多心了， 我带过许多中央首长的孩子。比较来说，我最喜欢，心里最疼爱的还是李讷。在毛泽东的子女中，她吃苦最少，但是与我带过的其他孩子比较，她又是吃苦最多的。

　　李讷生得天真活泼，皮肤白皙，随母亲；两眼漂亮有神，随父亲。她六七岁便像小大人似地随部队行军走路，一本正经和大人比赛谁走得快。她好强，你若说她走不动，叫她骑马，她就会一股劲走下去，累出病。你若说：“李讷，你敢骑马吗？”她就会说：“敢！”于是，就可以把她抱到马背上了。有时，我背她行军，路走长了，汗水流下来。忽然，一双小手在我脸上轻轻擦过。李讷的嘴唇贴着我耳畔悄悄说：“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背你行军打仗。”我心里倏地一热，眼圈立刻湿了。

　　战争锻炼人。李讷六七岁就经受过敌机的轰炸扫射，会躲空袭。每到开饭时，她也像战士们一样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碗菜。最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从没喊过一声苦。

　　可是，有一天李讷认真发了愁。

　　那天，毛泽东同一名警卫开玩笑：“朱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样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说着，毛泽东先笑了，大家随即都跟着大笑。李讷没笑，也失去了活泼，悄悄用嘴唇吮牙，孩子有了心思。终于，她悄悄问毛泽东：“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毛泽东没能马上明白孩子的心思，兴致勃勃逗着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李讷皱紧双眉：“我也是天天吃黑豆……”她望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除了照料李讷的生活，我还要教她识字。她聪明伶俐，学字很快。她首先学会的一些字是“人民”、“群众”、“革命”、“战士”等等。用树枝在地上写，也在纸上写。为了李讷练字，我请毛泽东写字帖。毛泽东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字不行。叫她妈妈写，她妈妈的字好。”

　　江青的毛笔字和铅笔字写得很出色，尤其楷书好。李讷练字的字帖全是江青写的。受其影响，现在李讷的字画都是相当有水平的。

　　在教李讷识字读书的同时，我自己也加强了学习。一天深夜，我正在抄笔记。毛泽东工作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我屋子里亮着灯，便敲门走进来。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看，问：“字写得蛮漂亮么，为什么又要抄写呢？”我说：“多抄几遍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也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毛泽东不以为然，摇头说：“这个方法不见得好。知识多得很，那个小本才有多少知识呢？青年人脑子好，应该多读多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当然，字也可以练，但不要这么练。你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丰富了，字写得差点也没关系。”

　　我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摸到一些学习门道，也丰富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毛泽东说，对孩子既要严，又要放得开。乱淘气不行，不淘气更糟，还是有点小淘气的好。孩子太老实了没出息，说不定还有病。能淘气会淘气的孩子，一是健康，二是聪明。

　　毛泽东办公累了，常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这时，李讷便和她的小朋友胜利、幸福（胡乔木的女儿）排成一溜，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并且格格地笑成一片。于是，毛泽东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气氛是那么欢快热烈。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踱慢步，眉头微皱，在院子里走过一圈又一圈。这时，李讷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忍不住装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讷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讷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了？那我可没发现。”李讷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的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

　　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想吃鱼、想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困难时，天天吃黑豆她也没意见，现在有米有面偶尔也能吃到肉了，她却意见多起来。咸了淡了，油大油小，总是不对口味。她甚至对毛泽东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地说毛泽东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毛泽东饮食不讲究，只要辣，吃什么都香。如果连续用脑过度，他也会向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提点希望和请求：“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大家都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①行军休息时，她叫李讷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这时，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一天，江青忽然向李银桥发牢骚：“真见他娘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来。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有人就硬说我是1935年！”

　　这样的事情李银桥是不好插嘴的，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江青见他不附和，便皱起眉头显出不悦。因为平时她是喜欢李银桥的，叫其他卫士都是不叫名，只喊“卫士”唯独叫李银桥时。喊“银桥”，特殊看待的意思。

　　“银桥，他们还说我对你好，送你衣服了，我送过你衣服吗？”江青问。

　　“没有！”李银桥急了，喊起来：“谁说的？”

　　“还是的吧，造谣嘛！有些人打起仗就往后撤，一来运动他就在前冲，专门整人！他们整我就是想整主席，在延安时候就这么整。”江青忽然换上一种神秘的表情，煞有介事地感叹：“你们年轻哪，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内一些斗争。在江西苏区有人就整主席，那是想要他的命哪！就那么搞来搞去，冤死过多少人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过去也不知道……”片刻，她皱紧眉头狠狠哼了一声，“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看看谁搞倒谁！”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浑！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也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解。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奸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走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着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赧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子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嚅，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囔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讷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讷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27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18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