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是父亲的声音，毛岸英立刻老实了。

　　“没出息！”毛泽东训斥一声，走了。

　　几个星期后，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村边小路上散步，遇上毛岸英下乡回来。岸英向父亲打声招呼就想走，毛泽东做着手势：“别走，你过来，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道：“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就对了嘛！”毛泽东摆摆手，“去吧，你走吧。”

　　毛泽东继续散他的步，忽然笑着对李银桥说：“你看我跟谁最近？”天晓得李银桥怎么想的，停了停竟说：“跟我们卫士。”

　　毛泽东一下子立住了脚，两眼一眨不眨凝视着李银桥，头缓缓地点一点：“我和家里的亲人一年见不上多少面，只有和你们朝夕相处，一刻不离。我家里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们。”

　　李银桥说：“主席各方面都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受到很多关心和教育……”

　　毛泽东摇头：“也不都是榜样，我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有时也跟你们发脾气。不过，从心里讲，我是把你们当家里人，说话办事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的事，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死了以后可以写，如实写，让历史去评论吧。”

　　这话是相当有分量的，以后毛泽东又讲过类似的话。

　　实在说，毛泽东对待我们确实和家里人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也很随便。有一次，过去一位战友江燕看我，她说很想见见毛主席，希望能和毛主席照一张相。我说：“这还不容易？我带你去。”

　　我径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推门进去。毛泽东正在写文章，我冒冒失失就喊：“主席，你出来一下。”

　　毛泽东抬起头，有些茫然：“什么事？”

　　“我来了一位战友，想和您合一张影。”

　　毛泽东看看我，又看看桌上的稿纸，放下笔说：“好吧，我也休息休息脑子。”

　　就这样，江燕我们俩同毛泽东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一家人都把我叫阿姨，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便也跟着叫阿姨。那时，西柏坡星期六晚上常举办舞会。我不会跳，周恩来便邀请我：“阿姨，我来教你跳三步吧。”

　　我很高兴，下场跟周恩来跳，开始常踩他的脚，但很快就学会了，并且越跳兴趣越高。这时，毛泽东过来了，他说：“恩来教你走三步，我再教你多走一步。”

　　就这样，周恩来教会我三步舞，毛泽东教会我四步舞。

　　毛泽东原则性强，但又是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感情一旦冲动起来，他也会破坏原则。

　　来西柏坡之前，一位警卫战士受不了艰苦生活考验，当了逃兵。这名逃兵长一张娃娃脸，年岁还小。他被抓住，押了回来。士兵们愤恨他的逃跑行为，有喊揍他的，有喊关他的，甚至有喊枪毙他的。逃兵吓得脸色苍白，全身战栗着被押往禁闭室。毛泽东皱着眉，露出不忍的神色，连声说：“放了放了，快放了吧，把娃娃吓坏了！”

　　同志们不答应，说：“他是逃兵！”

　　“他还是娃娃嘛，想家哩，又不是投敌。”

　　“逃兵毙了也不可惜。”

　　“哪个说的？屁话！”毛泽东喜欢骂“屁话”。

　　“执行纪律，至少也该关禁闭，不然怎么带兵？”

　　“就你会带兵？你那个纪律也是人定的。现在是我说话：一不许骂，二不许打，三不许关禁闭！放了他，多做些好吃的，娃娃本来就想家，你关了禁闭他不是更想家？多做些好吃的给他吃，娃娃就少想点家嘛！”

　　于是，这名逃兵没受任何处罚，反而比大家多吃了几顿好饭。后来，这名战士再也没有逃跑。

　　进城住在香山，警卫战士和有的首长用枪打麻雀。毛泽东见了一串串流血的麻雀，赶紧把目光转开，不忍心看，紧皱眉头说：“今后你们不要打了，任何人不许打。小鸟也是一条生命。你们不要再打，留下子弹打敌人吧。”

　　然而，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又听了一些专家的意见，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于是，麻雀便倒了楣。因为毛泽东对害虫是不讲仁慈的，麻雀像老鼠一样，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直到有专家又证明麻雀“功过各半”，那种“为丛驱雀”的做法才没再重演。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骂人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佣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10岁，而康生已经入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12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奉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50多岁，是再婚。新娘30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着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讷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 贺子珍的路 》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讷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想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讷、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江青主要是同李敏过不走，为此把我们也牵连进去。

　　进城后，中央在万寿路盖了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一人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称为新六所。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后，有时仍然来这里住住，直到1958年以后才不再去。

　　那是1952年，在新六所，我们陪江青打扑克。江青一直喜欢打扑克，转战陕北时就喜欢打，一休息总要玩几把牌。她总是和李银桥打对家。玩过几把，大家都发现她气色不好，便提心吊胆。她打牌不能输，但也不能老赢，大家必须让她感觉到竞争，并且让她经过紧张较量最后获胜。所以打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这时，李银桥出错一张牌，江青掀起眼皮盯住李银桥，眉毛忽然挑上去，用力把牌甩在桌子上，发作了：“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李银桥闻声起立，脸色刷地变白。他吓坏了。

　　那时，正搞三反五反运动。江青一逢运动就出去，从不参加，言谈话语流露出不满搞运动。机要秘书老徐私下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随口说一句：“躲风呗。”可是，这句话怎么传到江青耳朵里了，难怪她借打牌机会发脾气。

　　麻烦了！李银桥心里急，嘴巴张了几次没说出话。于是江青火气更大，阴沉着脸在屋里转，李解桥惴惴不安跟在后面转。江青走出楼转，李银桥又跟出去转。终于喃喃着解释道：“江青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时，我随口说的……我真的不是有意啊。”

　　“哼！”江青白一眼李银桥，“我政治上保护你，你还污蔑我。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真没这个意思哪。”

　　“你还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李敏和主席的关系！”江青声色俱厉。

　　“没有，绝没有！”李银桥这一次忍不住叫起来。

　　“还敢嘴硬！我让你派车去接李敏回家，你为什么不接？”

　　“我去接了，她不来。”

　　“你要诚心接还会接不来？你是成心捣蛋！你就是搬弄是非！你背后说我躲风，这是我知道了的。我不知道的还说过什么？你还说了我什么坏话？”江青喊着，眼里已经有了泪，泪下又冒出咄咄逼人的怒火。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以党性保证！”李银桥急得几乎落泪。江青这里闹得不可开交，不能走开，而时间已到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他强忍着继续听江青责骂几句，也不解释了，指指腕上的手表：“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过后我再向你检查吧。”

　　李银桥小跑来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电铃。他忙端了擦脸水赶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我和江青同志……吵架了。”李银桥在毛泽东擦过脸，开始喝茶看报的时候小声汇报。

　　“为什么吵啊？”毛泽东继续看报，心不在焉。

　　“是她跟我吵的。她说我污蔑……我说她躲风……”

　　“你有没有说啊？”

　　“我没有污蔑她的意思……”李银桥讲述了事情经过。毛泽东已经停止看报，注意听李银桥说。之后，轻轻叹口气：“嗯，你们哪，总是给我添乱。”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我根本没有这种事。”李银桥委屈地说。

　　“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李银桥退出来，见江青还在转圈走着生气，便过去小声叫她：“江青同志，主席叫你去。”

　　江青睨李银桥一眼：“你还敢先告状，你真行！”

　　江青走进毛泽东房间，李银桥听到一声训斥：“正经事还干不完，你尽闹些什么名堂？……”他不好再守在门口听，便回到值班室。

　　片刻，电铃了响了。李银桥一跃而起，朝毛泽东房间跑。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你得写检查。”毛泽东面有难色。

　　“怎么写？”李银桥垂着头，眼睛贴着上眼皮难堪地望着毛泽东。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么。”毛泽东忽然笑了，神气有点像闹着玩。于是，李银桥胆子壮了些。

　　“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我没有。”

　　“没有你就写没有。”

　　“就，就这么检查？”李银桥忽然不安了。

　　“叫你学习你不爱学，现在犯难了？”毛泽东又笑了笑，吸燃一支香烟，替李银桥口授检查：“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毛泽东、江青同志，写在抬头上，要点两点，是冒号。另起一行，要承认话讲了，承认这么讲不对，说声对不起，然后说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做文章，不承认政治上污蔑，说明确实没那个意思。再另起一行，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说明你去接孩子，孩子有事不回来。这事照办了，只是孩子不回来。明白吗？写好送给我。”

　　“明白了。”李银桥退回值班室，照毛泽东教给的意思写出一份检查，又匆匆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一遍，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慢条斯理说：“国事好断家事难清，你写了检查我才好说话。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现在呢，只好你先躲躲风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样，李银桥从新六所躲到中南海去了。

　　没几天，江青病了，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忙叫李银桥回新六所，笑得神秘：“问题解决了，江青住院了，我帮你准备了一点东西，你带着去北京医院看看江青，懂意思吗？”

　　“懂。”李银桥也笑了。

　　“你不要忙着走，在你房间里等等，你下去吧。”毛泽东轻轻把手一挥，李银桥便退出来，回自己房间等候。

　　时间不长，北京医院一名护士打来电话，说江青请李银桥帮她带点烟和食品去。李银桥接过电话有点庆幸，毛泽东准备好的东西恰好符合江青要的东西。他忙带好东西赶去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人，卫生间里有洗漱声。李银桥不敢叫也不敢走，站在屋中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卫生间，一眼望见李银桥，脸上带出笑：“你来了？”

　　“来了。”李银桥稍显尴尬。

　　“坐坐坐。”江青好像尽释前嫌，随便说着：“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人到了一起总会有矛盾，一点矛盾没有不可能，但你不该背后讲我。”

　　“是老徐先问，我随口说的，决没那个意思。”

　　“我们接触也不是一天两天，最困难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总的说我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你以后有意见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背后讲人容易生误会，伤感情。”江青说着，话头一转，谈起工作，同李银桥商量怎样把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好。最后，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的生活主要靠你们照顾，我们之间的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你不要有思想包袱。”

　　李银桥事后才从值班卫士那里得知，毛泽东事前给江青打电话：“银桥听说你病了，很着急，要带东西去看你。我看他肚量比你大，你要主动呢！”于是，江青便“主动”请李银桥带东西去。那次江青似乎并没记仇，事隔半年，李银桥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但是，事情并没完，这是当时无论如何没想到的。

　　李银桥去看江青前，毛泽东将他的检查退还了，嘱咐说：“银桥，你拿回去吧，自己保存。”毛泽东也许是随口说的，李银桥却十分认真。他对毛泽东说过的话总是一丝不苟执行。他果真保存好那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抄家抄走了李银桥保存的那份检查。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本文摘自《红墙深处》作者 权延赤 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