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甘苦荣辱，对于88岁的刘爱琴来说，都已淡然。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对话动机

    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32位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做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刘少奇长女刘爱琴是其中一员。近日，新京报对话刘爱琴，耄耋老人追忆自己在苏联战乱时期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作为刘氏长女所亲历的时代起伏。

    88岁的刘爱琴精神头儿不错，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妥帖，衬衫搭配西装马甲，没有一丝褶皱。

    晚年的她，著书追忆父亲、参加纪念活动，但更多时候，她过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亲孤独地死在开封，哥哥刘允斌在铁轨上结束了生命，弟弟入狱，铁窗内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对于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

    她也想过，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许这一生不必这么辛苦。

    问她心里有怨恨吗，她笑着摇头，“都过去了，这把岁数，不在意了。”

    异国

    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饿”

    新京报：俄方颁发纪念章、邀请部分中方人员参加红场阅兵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刘爱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领袖的子女都被送到当时的苏联读书和生活，我们当时就生活在国际儿童院。

    俄罗斯方面定期会有表彰活动，50周年时颁发过一次奖章，今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报：国际儿童院是怎样的地方，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

    刘爱琴：前苏联专门接收世界各地共产党和革命者后代的一个场所。1939年，我12岁，和哥哥还有几个孩子一拨儿，途经新疆到了当时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亲回国，在那儿生活了10年。

    新京报：战时儿童院的生活是怎样的？

    刘爱琴：儿童院离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时我们附近也遭到过德国人的飞机轰炸。老师组织我们巡逻，年长些的孩子发把樱枪一样的东西站在楼顶，一有情况就招呼大家转移。像我当时十几岁了，就负责保护两三岁的小朋友，大的保护小的。

    新京报：少年时代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刘爱琴：冷和饿。打起仗来，儿童院的物资无法保证，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没炭火了，我们就把院内好多没长大的树砍掉了。我还给前线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动扳机，这个印象很深。

    支边

    父亲嘱咐“不要和别人争”

    新京报：22岁之前，你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刘爱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苏联。1949年父亲带考察团秘密访问苏联，才开始真正的父女相处。

    新京报：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亲相处最集中的时间？

    刘爱琴：对，刚回国那会儿，中国话都不怎么会说了，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多学知识，我在人民大学学了三年后，就去国家计委工作了，面对的都是经济数据。

    新京报：后来你去了内蒙古？

    刘爱琴：过了几年，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动员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父亲问我的想法，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就被他敦促着下放内蒙古了，这一去就将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们对国家有用，也能做个表率。

    新京报：当时你愿意吗？

    刘爱琴：那时候没什么愿意不愿意，时代推着你去那里。那两年物资很紧缺，我心想去内蒙古还能吃羊肉呢，后来我还给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们都吃不惯。（笑）后来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报：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是什么？

    刘爱琴：他让我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

    新京报：最后见父亲是什么时候？

    刘爱琴：1966年6月底还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各地陆续闹起来了。那次见面父亲还嘱咐我少掺和事情，不要跟着闹，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永别

    最后的印象是父亲咳血工作

    新京报：父亲被批斗后，你在内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刘爱琴：那当然，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

    新京报：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刘爱琴：先是哥哥刘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苏联长大，是个特别刻苦的人，也最听父亲的话，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接着是弟弟允若，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关了8年，整个人生都毁了。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很惨。

    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他死后两三天，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父亲死了。

    新京报：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刘爱琴：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声，就一直哭，大概有两天两夜。

    新京报：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刘爱琴：头发全白了，我白头发也是遗传他，早早就白了，他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时候甚至会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坚持工作，周围的人都劝不住。

    新京报：你并不认同哥哥结束生命的方式？

    刘爱琴：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但那时就是有个念头—不能死。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内容）我一个字也不信，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报：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你？

    刘爱琴：经过文革，我母亲这三个孩子就剩我一个。有个场景一直反复出现，我们老家是湖南，当地的农民写信给父亲反应农业生产的问题，他都一封封亲自回信，还托人带话说如果农民写字不方便，就直接来找他说。政治上的东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是会被后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远离政治

    新京报：父亲被平反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刘爱琴：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

    新京报：之后你写了关于父亲的书？

    刘爱琴：有出版社联系我，后来就写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