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8日，在被誉为华东红色革命摇篮的江苏南通如皋，举行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85周年的“红军情，江海梦”合唱展演活动、参观纪念馆、座谈会等系列纪念活动。图为目前江苏境内唯一反映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旅游景点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馆外景。（中红网红色图库）

有关领导、红十四军将士后人，与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博物馆和西柏坡精神研究院的有关专家、学者举行了座谈。（中红网江山摄）

江苏省如皋市人大副主任刘聪泉（左一）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85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中红网江山摄）

    2009年，本人受命策划红十四军主题公园创意方案，负责起草红十四军纪念馆文字稿本，2010年又具体承担了红十四军纪念馆的布馆设计和施工指挥。在此期间，深受红军英烈事迹之感动，常常夜不成寐，思绪万千。因本人平时对中国近现代史关注较多，故对红十四军在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游击方针等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尤为重视，由衷感叹红十四军领导者的创见与胆识。2011年又根据应纪委部门的要求，在纪念馆中增加了有关红十四军党风军纪、反腐倡廉方面的内容，对红十四军领导者的崇高与坚定又油然生出钦敬之心。值此红十四军建军八十五周年暨红十四军纪念馆开馆五周年之际，草成此文，以为纪念。

    没有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支持革命，没有巩固的红色政权依托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军事斗争，没有正确的军事斗争战略战术就不可能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没有严明的党风军纪就不可能组建起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这四个问题相辅相成，红十四军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红十四军的土改探索

    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还是抗战时为了联合抗日而改成的“减租减息”，或者是抗战胜利后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政策始终是农民革命的动力所在，这也是本人关注红十四军土地政策的重要原因。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制定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共党内不占主导地位，土地革命初期十五块红军游击区的土地改革都处在思考与探索之中。

    中共“六大”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红十四军和通海如泰根据地党组织――“通海特委”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作为红十四军的一项重大任务。1929年通海如泰地区曾经发生过春荒斗争和秋收斗争，红军就是在支持农民分田、分粮的斗争中得到壮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继续推进土地革命。1930年2月《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中明确指出“占领一地以后，我们的工作便是，由革命委员会召集广大的群众集会，通过新的法令，毁灭一切封建的契约，没收地主土地，没收钱庄及粮食，分配给农民和工人”。5月18日，通海特委颁布了《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根本改革土地关系”，让广大贫农群众获得真正解放。如皋先在六甲试行分配土地，五月，江安、卢港、石庄、镇涛所属各村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调查田亩，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簿，按照当地每人平均土地面积，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关于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有三个重点需要关注。其一，1930年5月20至23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正式通过则是在9月12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而通海特委的《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是在三、五天前颁布的，那么，通海特委所解释的《暂行土地法》就不可能是上海苏代会通过的，而是通海特委早己制定的，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其二，从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应该是借鉴了井冈山地区的土地政策，如“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农民只有使用权” “以乡为单位分配”“以劳动力和人口为依据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但红十四军又结合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实际，有自己的思考。如没有采用《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又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地主土地归原有雇农，这个办法简便可行；再如井冈山地区土地税最高为百分之十五，而红十四实行百分之三十的税率。其三，红十四军初期的富农政策是冷静的。对富农的土地，红十四军认为：“富农能遵守劳动法令，能不危害革命利益，自可不必没收”，但相应地实行了累进税制。于是，《暂行土地法解释书》用了“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这样精准的概念。在其后上海苏代会《土地暂行法》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即“没收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在当时江苏省委“肃清富农路线”的要求下，能够继续贯彻中共“六大”关于“中立富农”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后来受共产国际反富农政策的影响，土地改革中犯下了“左”倾错误(如七溪区一次万人大会杀掉富农50多人)，最终削弱了红军和苏维埃的社会基础。

    二、红十四军的政权探索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27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将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了这一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1928年1月，江苏省委《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一再强调，暴动的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值得称赞的是，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1930年3月，红十四军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宣告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其中明确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作为通海如泰根据地建设的重中之重。于是，江海平原的红色武装斗争从单一的经济斗争再发展为建立政权的政治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四军的“十大政纲”与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一是将“六大”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二是将“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改为“没收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三是将“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改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 四是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改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五是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改为“取消军阀在地方强征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认真推敲这些文字的变动，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在政权建设上的理论思考似乎更准确、更完善、更成熟。从刘瑞龙同志珍藏的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来看，当时红十四军的领导人们，在这本共产党人的经典上是下了一番苦功的，翻开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文献就可以感觉到，“宣言”的影响无处不在。            

    泰兴古溪、姜堰蒋垛率先成立了区乡苏维埃，如皋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并且在这一轮革命热潮中走在了全省前列。1930年5月，于如皋西乡贲家巷建立了江苏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分别由工人代表2人、农民代表3人、红军士兵代表2人组成。下辖江安、卢港、石庄、镇涛和六甲、朝阳、陈堡、鄂埭等等区乡苏维埃。刘瑞龙在《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有较具体的叙述：“各区马上开始分别召集群众大会成立各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开始成立各区村苏维埃，调查户口和土地，按群众数目由群众推举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召集代表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和区苏维埃，领导深入群众斗争。”广大贫苦农民所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它组织领导土地改革，确保工农兵当家做主，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存续了整整十年的苏维埃，的确曾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

    为了巩固政权，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在通海如泰根据地创造性地组织了红军的别动队、赤卫队，积极地建立团的工作，组织妇女群众和少年先锋队投身于土地革命。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有力地巩固了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有力地支持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和井冈山地区的苏维埃在成份、区位、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其一，井冈山地区人员的组成复杂，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有安源等地的工人和湘赣地区的农民，还有占山为王的武装和国民党军的俘虏，苏维埃的构成需要兼顾各方代表性。而如皋一地并没有产业工人，士兵就是农民，“如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说到底都是农民代表，因此更容易形成符合农民意愿的统一的施政方针，这是区乡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土地改革得以迅速实施的原因。其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江苏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通海如泰根据地许多工作都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红十四军的主要领导特别是重要的政工干部，也都是中央和省委直接选派，得到上级的指导和帮助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另一方面，“左”倾错误对“如皋苏区”的伤害比较直接和快捷，共产国际的反富农政策迅速瓦解了红色政权的阶级基础。而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政权，由于离中央较远，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相比而言，显然就不那么直接，程度也要轻一些。其三，井冈山地处在边远山区，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薄弱，加上经济不发达，战略地位相对不重要，故便于红军和苏维埃的生存与发展。而红十四军可以说是唯一活动于敌人统治最严、势力最强的心脏地带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苏维埃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建立的，是在周边高度白色恐怖下存在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从这一点来看，“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或者说“如皋苏区”，因其震撼力更大，所以存续会更艰难，但也更具意义。

    事实上，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对后来的新四军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如皋西乡，就在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诞生地的附近，成立了江海平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新四军一句“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这个当年的苏维埃就很快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这是如皋苏维埃的湼槃再生，是红十四军革命精神的物化传承。

    三、红十四军的军事探索

    没有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保卫和壮大新生的革命政权。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果，它奠定了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保卫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是一支年轻幼小的红军部队，何昆、李超时两位军长虽然皆在黄埔军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缺乏指挥游击战争的实战经验。不像其他地区的红军领导人，大多从领导农民暴动、创立红军武装、进行反围剿斗争中走出来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井冈山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1930年2月，李超时和刘瑞龙拟订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吸取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结合平原地区的实际，提出战略战术要点。从战略上讲，游击战争与农村包围城市是相向一致的。从战术上讲，《大纲》提出：避开敌人的大部队，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利用各处树荫、沟港，设置疑兵，疲劳敌人而后进攻；迂迥作战，把敌人引到小路上来，然后解决它；乘敌不意，进行奇袭，同时发动农民到处响应，这些正确的游击战术，对红十四军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十四军第一师打垮敌人八路“围剿”的战斗，是红十四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著名战例。当时，敌军数千人在黄桥“剿共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分八路“围剿”第一师。第一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战术，以三个营的兵力分段围歼了敌人先头部队一个连，使各路敌人大为惊慌，不得不退回原防。这一战斗的胜利，创造了红十四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范例。

    据《回忆红十四军》所言，红十四军《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参照了《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据本人查考，1930年7月底，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翻译了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因此，李超时和刘瑞龙不可能提前半年参照这一著作，参照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一说法极有可能是后人整理回忆录时加上去的。《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可能借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游击战术，但却是结合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实际制定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在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对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坚持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研究红十四军斗争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摒弃教条式的思维定势，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具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不能事事都去找出处，否则就会低估和忽视红十四军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实行了广泛的土地革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实施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壮大队伍，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才使得红十四军的前期斗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1930年6月以后，党内的左倾冒险计划打断了红十四军正常的军事扩张，所谓“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完全是幼年红十四军力不胜任的任务，于是，红十四军组织了向金沙、黄桥等的大规模进攻，完全背离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的原则，结果只能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失败。

    四、红十四军的党建探索

    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使红军完全建议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在井冈山的红四军逐步完成新型化的同时，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其组成有其特殊性，即营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富家子弟兼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后裔，他们的强国梦是建立在与旧世界的决裂之上的。因为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卓越的视野和思维，党的建设成为通海如泰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　

    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十四军，实际兵力相当一个团，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决定，红十四军接受通海特委的统一领导，通海特委成为确定红十四军作战方略和重大行动的主要决策者。作为江苏唯一的中央序列红军，红十四军军一级的领导由省委直接任命，但各支队（师）的负责人，则由通海特委则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的，有些重要职务则由特委同志担任。从采取重大行动的决策看，进攻老户庄，是经过红十四军军部和通海特委研究决定的；“八三”黄桥暴动，也是通海特委召集如泰红军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红十四军后期分为四个游击队以应形势之变，还是通海特委与军委召集会议研究决定的。这些，都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