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和徐全直是我党早期的著名领导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潭秋47岁在新疆遇害，徐全直就义时年仅31岁……他们相濡以沫、心心相印的革命情缘虽然消散于时间的漫漫长河，读来却感人至深，回味悠长。

　　向封建堡垒“开火”

　　五四运动爆发后，放脚剪髻、反对蓄婢纳妾、买卖婚姻等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华大地风起云涌。
　　1921年底，在陈潭秋等的组织下，徐全直就读的湖北省女子师范成立了“妇女读书会”，这是中共领导下的湖北第一个妇女组织，徐全直是积极分子。思想激进的她联合一批女学生开始向禁锢已久的封建法规挑战，她们突破校规，走出校门参加男校活动，并和杨子烈等其他几个学生剪短了头发，撕碎了束缚妇女发育的束胸背心。
　　种种“抗争”和“越轨”行为，惹恼了校内和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当时，女师的校长王式玉思想非常守旧，她要求学生恪守“三从四德”，并把学生视同犯人严加管理。
　　1922年2月，女师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的罪名解聘了进步教师刘子通。徐全直、夏之栩等同学出面与学校当局交涉，要求撤销解聘决定，否则以罢课进行抗议。校方让罢课学生签名，蒙在鼓里的学生不知道校方暗中使坏，名一签，就将她们一律按“自动转学”论处。情急之中，徐全直只得去找因工作需要已调离女师、在中共武汉区委任职的陈潭秋商量对策。谭通过青年团负责人转告徐全直：斗争“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后来，又转告说，“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
　　徐全直深受启发，她和几个团员组织把学生积极分子分派到各个班去，向同学们揭露所谓12名签名同学“自动转学”的真相。狡猾奸诈的王式玉见状后，很快缩小了打击范围，决定只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5位同学的学籍。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徐全直、夏之栩等5人不畏强暴，毅然组织广大同学发动第二次罢课。一天，她们把王式玉堵在办公室当面质问：“为什么要开除我们？”同时还当众愤怒地揭露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把持学校、迫害学生的种种恶劣行径。在场的同学齐声高呼：“她们是没有错的，不能开除她们！”王式玉狼狈不堪，狡辩说解聘进步教师和开除学生是“政府的命令”，她无能为力。于是，徐全直、夏之栩等当即带领学生前往省教育厅请愿，强烈要求教育厅厅长撤换校长王式玉、收回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决定。教育厅厅长迟迟不敢出来。她们就日夜守在教育厅门口，表示见不到厅长，不答应要求，决不罢休。
　　中共武汉区委在陈潭秋的领导下，为了声援女师学生的斗争，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同盟总罢课，又通过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发表文章，揭露学生罢课的真相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经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李汉俊等人出面调停，教育厅下令：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徐全直、夏之栩等5名学生也要离开女师，但保留学籍，按时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参加工人大罢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大地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1923年，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离开学校的徐全直积极投入了支援罢工的斗争。在大罢工的紧张日子里，徐全直日夜奔走，为湖北各工团传递消息，她还联络工人、学生，组织慰问队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生活上的困难，她还响应募捐号召，把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2月4日，举行总罢工那天，徐全直带领一支女工队伍，参加了在刘家庙召开的武汉人民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大会，会后又参加了游行。2月7日，在军阀肖耀南对江岸工人实行血腥大屠杀之前，徐全直、夏之栩正在江岸工人俱乐部附近开展宣传工作。当大批军警包围江岸工人俱乐部时，徐全直毫不畏惧地与工人纠察队一起，为保卫俱乐部同军警进行拼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午5点多钟。为减少损失，在陈潭秋的说服下，徐全直她们才返回武昌。2月7日晚，罢工的领导人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2月15日凌晨，敌人将施洋押赴刑场枪决。徐全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经过女师学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后，1923年，20岁的徐全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罢工领导人陈潭秋受到军阀肖耀南的通缉。为了陈潭秋的安全，党组织决定陈潭秋、徐全直等转移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与刘少奇、李立三一同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6月，陈潭秋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仍回安源。在安源工作期间，徐全直的公开职业是路矿俱乐部教育股所属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实际上她主要做工运和青运工作。白天，徐全直在子弟学校教课；夜晚，她又到工人夜校上课，经常和青年工人谈心，介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激励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1924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徐全直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地委委员。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国民党一大于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这年秋，陈潭秋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委并担负领导，徐全直则继续从事妇运、工运工作。1925年1月，陈潭秋代表武昌地委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为了全面贯彻四大精神，陈潭秋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楚光日报》。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湖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陈潭秋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称作“人民校”；把在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且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称其为“升大学”，一时间湖北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得到了壮大与发展。1925年6月，武汉妇女协会成立，徐全直担任《武汉妇女》旬刊的编辑并负责对外联络工作。7月底，徐全直等又根据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这期间，她以“宛明”为笔名，在《武汉妇女》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妇女运动的派别和正确方针》的文章，批评当时社会上许多名目的妇女团体，干扰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这期间，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感情的无限发酵使两颗心渐渐融合。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徐全直结成了革命的伴侣。婚后，两人共生下了两子一女。

    智取机密文件

　　“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形势危急。面对汪精卫的大屠杀，陈潭秋、徐全直夫妇无所畏惧，根据党的指示及革命需要前往江西南昌工作。1927年7月21日，陈潭秋出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徐全直则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秘书。当时，省委设在一个小酱园坊徐姓夫妇的家里，徐老汉的儿子、儿媳都是中共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潭秋化名徐国栋，扮成徐家的家属，秘密开展工作。
　　1928年春，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奉命调往江苏省委工作，陈潭秋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徐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同年冬，中央任命陈潭秋为中央巡视员，出巡顺直省。为掩护丈夫的工作，徐全直带着孩子与陈潭秋同往顺直省委并担任秘书工作。1929年秋，夫妇二人又被调回上海，徐全直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交通联络工作，她经常化装出没在党组织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后，徐全直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
　　1931年七八月间，徐全直被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回沪后不久，周恩来找到徐全直并交代说：“党组织决定派你和戚元德一起，到一位被捕同志的原住处，取回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文件放在一张办公桌的夹缝屉子里，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好多同志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希望你和元德同志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徐全直立即找到戚元德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当她们二人去执行任务时，才发现那位被捕同志的住处早被国民党特务给牢牢地盯住了，而且在存放机密文件的那个房间里还特别安排了两个特务。没有办法，徐全直提出只能智取。经过调查了解，她们打听到那两个特务每天早晨都要出门去吃早点，她们便确定由戚元德化装成阔太太，趁两个特务外出吃早点的间隙，巧妙地取回机密文件。第二天一早，戚元德化装后坐上人力车出发了，徐全直则赶到那所房子的附近去策应，就这样，戚元德闯进那所房子，假装要租空房子，巧妙地躲过女用人，取回了文件，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她们的任务。

    血洒雨花台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按中央的部署，陈潭秋夫妇也要一起前往江西，但徐处于临产期，需等孩子生下后方能前往，陈潭秋只好先匆匆踏上赴苏区的征途。不久，徐全直在医院里生下了第3个孩子．并把孩子寄养在湖北一个潘姓人家。
　　这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上海厦门路56号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里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就在她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早有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抓住，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监狱。经多次严刑审讯，她始终坚称自己叫黄世英，是从湖北乡下来上海拜亲访友的，未暴露真实姓名与身份。不久，她又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