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同志

1940年1月回到延安后的饶子健

    按：陈潭秋，中共创始人之一，1939年5月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工作。饶子健，时任总支队队长，开国中将。

    1939年5月间，陈潭秋同志（化名徐杰）由莫斯科回延安时经过迪化，因邓发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滞留延安，党中央决定陈潭秋同志留在新疆接替邓发同志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同志接任不久，就从办事处搬到新兵营，了解情况，抓学习训练。鉴于新兵营已经经过近两年的训练，不仅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而且在军事技术理论方面也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亟需到更加接近实战的条件下去检验和提高。他召集我们研究，决定把部队拉出去组织一次较长时间的野营训练。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派人去野营驻地查看了地形、水源，随后陈潭秋同志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出发。在野营训练中，他和大家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对学习训练抓得很紧。除了一般的训练科目外，还举行对抗演习、夜间战斗演习。有一次，我们急行军一百多里路，又要攻占一个山头，许多同志脚上打了泡，仍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大家说：“这点小苦，比起长征、转战祁连山，那就差得多了。”

    9月初，新兵营正在野营训练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去苏联治病路过迪化，陈潭秋同志陪同他们到野营地看望大家。在树木搭建的棚子里，周副主席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同志们表示慰问，简要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延安军民学习、工作和生产情况，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同时严肃批评了随同赴苏的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他还说：“党中央知道大家学习得很好，希望大家为争取抗战胜利学好军事技术，相信不要很久，我们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来。”周副主席还看望了留守在营房学装甲兵技术的同志，与每个同志亲切握手问好。周副主席的到来，使我们这些远离党中央的革命战士受到极大鼓舞，又掀起冬季训练的热潮。

    与前任中央代表陈云、邓发同志一样，陈潭秋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作风纪律建设，经常听取新兵营领导的汇报，作出指示。要求部队处处发扬红军优良传统，时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影响。我们营区附近的友军单位多，盛世才的教导团、机械化旅、装甲车大队、迪化城防司令部等单位都在那一带，我们总是友好相处，注重军容礼节。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自觉执行内部规定，不下馆子，不喝酒，不到群众家里；外出总是集体行动，军容严整；到商店买东西，都按价付款，不讨价还价，不挑三拣四。我们学驾驶汽车的同志在途中行驶时，遇有抛锚的汽车，就停车帮助检修，排除故障。对要求搭乘的群众，也尽可能带上一程。这些事情虽然很普通，但和盛世才及其他军队相比，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新疆各族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留下良好印象。经常有人对我们伸出大拇指，称赞“亚克西”（好）。

    同年12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新疆局势的变化和抗战的需要以及新兵营的学习情况，决定将新兵营人员全部撤回延安。陈潭秋同志立即作出了安排，确定除航空队留疆继续学习外，其余人员尽快起程。他向大家作了动员并和我们研究了具体问题。确定我和宋承志等四人坐飞机到兰州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外，绝大部分同志乘汽车走；指定曾玉良为营长、喻新华为政委、朱光为联络参谋；商洽盛世才派高级参议丁宝珍护送。为保证沿路安全，防止特务和其他反动分子兹挠破坏，确定每辆车都配有我们自己培养的驾驶员，并配备机枪一挺、步枪十支，作为自卫武器。

    1940年1月10日早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新兵营三百多同志，乘坐三十五辆汽车在迪化城外集结，准备动身回延安。开车前，陈潭秋同志冒着风雪走到每辆车前与同志们依依告别，嘱咐一路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到前方后好好工作。尔后，他乘车送行三十里，向车队挥手告别。次日，我和宋承志等同志乘飞机离开时，陈潭秋同志又亲自去机场送行。

    陈潭秋同志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有理论，有才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领导新兵营时间虽然不长，但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负责，抓的很紧，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当时新疆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支援抗日战争。他不顾个人安危，独挡一面地、顽强地进行工作和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1942年，德国法西斯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国内抗战处于困难关头，军阀盛世才以为共产党不行了，便在暗中同蒋介石勾结，加紧对我党和新疆进步人士的迫害，于当年9月将陈潭秋逮捕，并于次年9月在迪化将其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