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朱德率指挥部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复电毛泽东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天深夜，毛泽东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约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支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阻击日军。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由于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部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于是，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25日，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德，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他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府城之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下午3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下令空军起飞进行攻击，试图置朱德于死地。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日军头目，凭着他们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便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就是陆军要求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出动十几架轰炸机。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狂轰滥炸。

    日本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朱德在空袭中丧生。大后方的新闻媒体不明就里，不辨真伪争相转载。

    下午4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

    当天晚上7时，日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这时，朱德仍在险境中，却从容不迫地指挥着阻击敌人的战斗。

    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少量兵力迟滞日军一个旅团达3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

    后来，当康克清见到“完好无损”的朱德时，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朱德得知原委后，哈哈大笑：“我朱德有避弹神功，炸弹离我远着呢！”

    与“黑司令”共患难的非常岁月

    1967年1月1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番话更使朱德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

    就这样，中南海这片令大多数中国人仰慕和神往的地方也响起了一阵阵“打倒”、“炮轰”的口号。傍晚时分，康克清乘坐的轿车驶进中南海，忽然看见楼前围了许多人，心头“突”地一下，眼前闪出一个大问号。

    只见墨迹淋漓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五花八门，语气恶毒凶狠。“不！这不是真的！”康克清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朱德站在大字报前，一言不发。康克清上前搀扶他，说：“老总，不要看了，夜里太冷。”朱德终于大声说了句：“冷什么，再冷，比过大雪山？！”

    康克清说：“有什么好看的，纯粹是造谣！”朱德冷笑：“所有大字报，毕竟还有一点是真的。”康克清表示不解，朱德补充一句：“只有两个字是真的--” 身边的秘书一愣：“哪两个字？”朱德用手中的拐杖敲打地面，大声说：“--那就是‘朱德’两个字是真的，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康克清和秘书相视无言。朱德边掉头而去，边说：“心怀叵测！不看了！没必要看啦！”

    有一次，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要她承认是“走资派”，还逼康克清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我和老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于是，康克清被迫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之后，被10多人推推搡搡地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3个大字的高帽子，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卡车在北京市区的街道上绕了一圈，那10多个押运的人沿途高呼“打倒康克清！”当卡车路过中南海西门时，口号声喊得更响。

    回到家里，康克清已经很疲倦了。她望了一眼背靠在沙发上的朱德，自言自语：“这倒好，你堂堂一位开国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了‘黑司令’，我一个穷苦的‘望郎媳’出身的老革命也成了‘走资派’。”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望一眼相伴多年的老战友、好伴侣，坦然地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 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想让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6年1月8日，这是雪压冬云、举国哀痛的日子。这一天，同朱德并肩携手、志同道合的战友周恩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朱德不胜悲痛，泪水汩汩流出。他迈着艰难的步子，来向老战友告别，庄严地向他50多年前的入党介绍人举手致最后一个军礼。

    半年后，即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那颗跳动了近90年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救国强国的伟大事业。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遵照朱德生前的意愿，康克清把他历年积存的20306.16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