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6 月10 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 辆大卡车，于7 月10 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我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战争年代，我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 年我回国后，“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 年，丈夫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的打击对我和母亲刺激很大。1978 年，我才又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 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我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

　　宋希濂如实向我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着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