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非常喜欢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成为他秉持的人生信条。他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手书了这句诗。

    在研究党史问题时，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一定要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去考察。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要求，也是陈云党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8月1日，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徐懋庸写信给鲁迅，批评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对鲁迅表达了强烈不满。此后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进行了反驳。这种争论，本是革命者内部的意见之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口号则被当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反映和资产阶级的口号，徐懋庸被划成“右派”。1978年9月11日，陈云就时任中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局长沙洪和徐懋庸之妻王韦有关徐懋庸问题的来信致信胡耀邦，信中说自己“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的口号”，并建议中组部和中宣部从现在就开始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以及创造社等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并要求“作评价时，必须把它们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陈云的信传达以后，推动了党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澄清，为科学评价鲁迅以及当时参与论争的各方人员提供了指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斗争异常艰苦，为争取革命早日成功，一大批同志在地下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有的则打入敌人内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革命者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常常受冲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被诬蔑为叛徒，影响颇大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其中一例。1936年，中共北方局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经中央同意，指示被捕的61人履行敌人提出的“反省”手续出狱。“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人旧事重提，将他们定为“叛徒集团”。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这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的决定，不是叛徒。他还认为，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两面政权”）中任职的同志，也应该复查。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说：“履行出狱手续不能算叛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面政权里的保长、甲长也替我们党做工作。对这些问题，必须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看过去。”

    陈云将党史人物和事件放入特定时代环境中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不仅为当时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正确评价当事人的是非功过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也为我们今天观察分析党史上的此类事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视角。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