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次出色表现，陈云在中央红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部队中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

毛泽东和陈云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的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上海国际的联系。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之后，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的天全县后，陈云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条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如果说长征中时刻有生命危险的话，陈云接受这一使命，其凶险程度丝毫也不比长征逊色。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又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可能落入敌人之手。

    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的灵关殿，党组织特地安排了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村小学校长）护送他出川。同时，还为他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长征队伍，最后一次回头看看身后部队的宿营地，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奔成都、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人，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原来，这是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事先做出的一个安排。此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殿，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殿后，有意让他逃跑。见这个教育局长已赶上前来，席懋昭就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3个“决定”结伴同行去荥经。

陈云（左）和席懋昭化装成商人翻山越岭（李军 绘）

    到达荥经后，这位教育局长把陈云和席懋昭视为“患难之交”，一定要盛情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夜。陈云和席懋昭怕不承“情”引起怀疑，同时也为了稍事休息，了解一下情况，便应下了这个“顺水人情”。这个教育局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款待的是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一天，陈云和席懋昭翻过一个陡坡来到坪中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刚到街口就见那边呼啦啦一队队国民党士兵迎面跑了过来。席懋昭不禁心头一紧，看了身边的陈云一眼。陈云微一皱眉，决断地低声说：“继续走，今晚咱们就住这儿！”席懋昭乍一听，有些吃惊，但很快就明白了陈云的意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不禁深深为陈云关键时刻大智大勇、沉着果敢的素养所折服，三步并作两步赶上了陈云。进了镇中找一客店安顿好，然后到附近找一个茶馆坐下，边喝茶边打听。原来是追击红军西去的一股川军。第二天，敌人开走，陈云和席懋昭也继续朝相反的方向迈开了步伐。

    之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他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满口行话，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很快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又平安地到达了成都。成都，富饶的川西坝子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眼下却是蒋介石指挥各路军队“围剿”正穿梭于川西大山之中的红军的大本营，往日平和、宁静的气氛代之以一片白色恐怖，警察特务遍布大街小巷，囚车不时呼啸着穿城而过。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

    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十分惊奇，他一方面对陈云的勇气感到佩服，同时也为陈云的安全感到担忧。他告诉陈云，这里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于胡先生的难处，陈云是理解的。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看到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逗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尽管在成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美丽传说的城市待的时间很短，但陈云并没有忘记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不几日，报上极不惹眼处全文刊发了这则遗失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1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