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本文已在第十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收录到会议论文集中。笔者在会议上除介绍此文内容外，着重介绍笔者写作此文的原因，是多年来我国某些人一直在推销与国际接轨，实则是建立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殖民地制度与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成为他们推行殖民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他们不惜通过造谣来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他们将美国鼓吹的意识形态当作真理，要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建立西方推销的殖民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就是努力论证美国精英发行的美元欠条就是财富，甚至是唯一财富，推动将我们的财富换成美元欠条，不惜让中国老百姓替美国和西方免费劳动。

    美国建立的本是奴隶制国家，持续88年，后来虽然取消了奴隶制，却又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实则是种族歧视制，持续整整100年。在美国240余年的短暂历史中，在制度上明确为不平等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制，就高达188年，如今美国政府内部仍在继续执行种族歧视制度，如美国警察经常无辜打死黑人。美国黑人人口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11，但关在监狱的黑人却占百分之48，就是这种种族歧视政策的体现。

    但在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和部分主流媒体，美国却被美化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奴隶主国父们都成了人类民主制度的推动者，长期洗脑自己的老百姓。香港回归后，一直交给英国培养的洋奴们管理，在香港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中一直教授英国人制定的殖民地文化，抹黑新中国，美化英美殖民者，诸如宣传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帮助中国禁止鸦片。如今香港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当中国人，而是选择当英国没有居住权，地位比奴隶还低下的英国贱民。

    1、陈云晚年否定毛泽东谣言的源头--美国杰斯 布莱恩著《胡耀邦传》

    我国少数正式出版物中记载有长期担任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在1978年11月10到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最早来源是1989年3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1]，具体内容如下：

    邓小平安排在“三中全会”前先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攻击凡是派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这段话，是借陈云之口，完全否定了晚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时代。该书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不足5万字，没有交待英文原书任何信息，包括英文书名，作者英文名，国外出版社等基本信息。出版社则以编辑的话，加了两百多字的摘要，介绍了书的内容。其后是上千字作者的话，交待本书写作目的，完成过程和时间等相关内容。该书对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介绍，译者是潘叔平。

    其后是1989年6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2]：“会议期间，陈云领头讲话，……”。后面全文照抄了该段话。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90年5月更名为中共党史出版社，直属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十分权威的党史出版机构了。

    另一个重要出版物是1992年济南出版社出版、肖思科著《超级审判》[3]：“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重要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请陈云讲话，这一番讲话为邓小平的思想站稳脚跟，为邓小平在不久的会议上获得一致推崇和为本文的超级审判，有着深远的意义。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后面内容就是照抄前面介绍的美国作家从他说之后对毛泽东评价的内容了。《超级审判》一书是介绍1980年人大成立特别法庭和监察厅，审判林彪和四人帮的历史的。该书有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等领导人题词作序，因而有相当的影响。

    第三个重要出版物是2000年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下册[4]：“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首先提出对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重大问题和毛泽东的功过问题。陈云说：”，其后内容就全文抄录美国作家著作了。

    上述三本很有影响的著作，都没有交待该段讲话出处，而其内容又与美国作家著作完全一样。考虑到美国作家需要从中文翻译到中文，而中文版又需要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要原样保持陈云讲话，是不太可能的，而这三本书出版在后，内容又与其完全相同，应是抄自该中文版美国作家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的内容了。

    第四本重要著作是2004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印象》[5]，按照编者在该书卷首《编者的话》介绍，该书基本上囊括了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第205-210页则摘录了美国作家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中的一段内容，编者增加了题目《邓小平是个实践派》，内容则全部抄录该书，但有部分删节，对陈云评价毛泽东那段话，则全文照抄。编者还增加介绍说，作者杰斯布莱(恩)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2011年再版仍保留了该部分内容。

    在此之前，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6]和 1994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人看邓小平》[7]，相关内容与《邓小平印象》完全相同，只是文章题目分别是《与“凡是派”交锋，廓清理论迷雾》和《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包括同样介绍作者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由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出版最早，应是《邓小平印象》和《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抄录该书。

    1993年4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大潮中的调查与思考》[8]，作者是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李成森，该书是作者文集。作者在序言中介绍，绝大部分文章都在省级以及以上报刊正式发表过。其最后一篇《党风问题纵横谈》，作者暗示发表时间是1988年8月，借一位青年之口，介绍陈云对毛的上述评价，全文与美国作家布莱恩《胡耀邦传》完全相同。但搜遍我国报刊数据库，都找不到此篇文章，相关内容应是抄自美国作家布莱恩《胡耀邦传》。

    2003年12月出版的《伊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发表李野文章《伊犁文革亲历记》，见2012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伊犁文史资料》合订本（17-22辑）[9]，作者介绍了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内容与美国作家布莱恩《胡耀邦传》完全相同，显然也是抄自该书。

    此外， 1993年10月《瀚海学刊》(后改为《沧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陈云评价毛泽东》[10]，交待录自吉林日报社主办的1993.2.8出版的《文摘旬刊》，而《文摘旬刊》则介绍录自1992年济南出版社出版肖思科著《超级审判》，内容都与美国作家布莱恩《胡耀邦传》完全相同，显然源头还是来自该书。

    2、美国并没有出版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

    以上是笔者能找到的陈云评价四个时代毛泽东和完全否定晚年毛泽东说法的国内出版物，从内容来看，其来源都是1989年3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国内编辑在该书的编者前言中介绍说，该书在美出版后甚为抢手。然而，笔者却在美国和西方的各种出版物数据库中却找不到该书，例如，Worldcat是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在线编目联合目录，包括世界范围1万多家图书馆和其他资料的联合编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在Worldcat上可以找到2000年以前出版的21本与胡耀邦相关的书，却找不到该书。谷歌图书网收集的图书介绍也很多，却只能找到2本2000年以前出版的与胡耀邦相关的书。在最大的网上书店amazon上，能找到到目前为止出版的35本与胡耀邦相关的书，但都没有该书英文原版。

    杰斯的英文名可为Jess或Jayce；布莱恩的英文名可为Bryan， Blain， Blaine， Brian。笔者以它们的各种可能组合，在上述三大数据库中搜索，竟然找不到一本杰斯布莱恩在2010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更不用说传记了。这位杰斯布莱恩真的是美国八十年代著名传记作家吗？

    从书的内容来看，该书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性历史著作，所谈历史的可信度有多大也是个问题，包括没有交待该说法的来源。笔者猜测，所谓美国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恐怕是美国精英伪造的英文出版物，却让中国的几位精英信以为真，从而翻译并在中国出版了此书。该书中文版没有交待原文出版社，很大可能性是出示给中国几位精英的“该书”，恐怕还不是正式出版物，后来也没有成为正式出版物，也可能是伪造的出版物样本，实际未正式发行。国内出版翻译的外文书，却不提供原书出版社等基本信息，也是十分罕见的，其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的某位精英伪造了这本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国书籍。在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时代，笔者难以相信它会发生。无论怎么说，该书出版距今已近30年了，要搞清真相，需要马上采取行动。笔者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要求国防大学出版社及其相关人员公布该书出版内幕，包括提供原书。

    3、陈云在1978年前后对晚年毛泽东的评价

    陈云同志会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上述评论吗？据此会结束不到一个月的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晚年毛泽东的评价就与此文完全不同，见人民出版社《陈云文选》第三卷[11]，具体内容如下（第242页）：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陈云在讲话中虽然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有缺点和错误，也暗示毛泽东有缺点和错误，却认为是很正常的，是不少同志都存在的，是因为缺少经验导致的，完全没有彻底否定晚年毛泽东的评价。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时指出[12]“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该讲话同样是这种谣言的反证。在此之前的一年，1977年9月28日，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长篇纪念文章，文章说：

    “在半个多世纪中，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斗，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毛主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新的伟大贡献。今天，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要高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真地学习、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显然陈云不是在完全否定晚年毛泽东，而是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新的伟大贡献”；而是要求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此时陈云高度肯定新中国时代的毛泽东，不可能在仅仅13个多月后，就来一个完全否定毛泽东的评价。

    另外一个在网上流传的类似谣言是说，陈云曾总结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国内学术出版物上并无此说法。2015年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 王智涛回忆录》[13]则介绍1980年10月中央召集40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审议稿时，在会议简报上看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这样评论，但后面紧接着介绍，中央很快传达几位领导人，包括陈云谈话，明确反对这种提法。2013年5月6日，陈云长女陈伟力在北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表示从日常交流来看，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高，曾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这与《陈云文选》中陈云本人文章的介绍是很一致的。陈伟力后又接受青年网访谈，公开这些看法。

    有本连出版社也没有的(自费出版物？)诗作暗示了该说法，来自羊淇著《菱溪诗续稿》（2013，第29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的《李逢蕊集》第4卷 文诗选，也用诗作暗示了该说法。另一本连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也没有的网上图书是朱文运著《在惊涛骇浪的年代》，在第271-275页文章《李锐谈毛泽东》，明确该说法来自李锐，但在本书第298页，总结很多名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又将该说法按到陈云头上。这种说法实际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被打倒，文革后复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李锐在自己发表的文章和书中曾多次谈过。李锐为反毛伪造了很多历史，有这样的评论也不足为奇。这里因主题和篇幅关系，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4、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

    就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来看，也无人回忆陈云有这样的发言。按照参加会议的于光远出版的专著《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14]介绍，一共有四次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其中第一和第三次只有主席华国锋发言，第二次是讨论农业问题，主要由副总理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第四次闭幕大会则由五位常委中四位发言，包括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副主席汪东兴则是书面发言。常委中只有李先念没有发言。陈云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并不是常委，没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更不可能由邓小平安排，如该书暗示的，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于光远在书中还明确提到，由于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

    大会参加人员约210余人，分成六个组分组讨论，平均每个组只有35人，由于会议持续36天，平均到每个参会者的发言时间长达一天。按照于光远等多位参会者介绍，每个参会者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发言，发言稿则登载在简报上，让其他小组参会人员第二天就可以阅读了解。陈云参加的是东北组会议，主要发言有两次：一次是会议第三天在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提出六点历史遗留问题，受到广泛响应，使会议议题被突破。很多后来的出版物都高度评价陈云的此次发言。另一次发言则是12月10日在小组会上谈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提出了反对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进行经济调整的主张，对此后中国经济工作从急躁冒进势头向调整改革方向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

    近年来，对陈云参加此次会议的发言，有大量回忆和评论，主要评论集中在陈云提出六大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回忆的议题，影响了历史。很多回忆都证实陈云在此次会议上只有两次小组发言，例如，曾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发表的《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15]，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就会议的议题来看，陈云不可能发言评价毛泽东，这不在该会议的议题范围，包括后来有些改变的议题。从参会者的思想来看，陈云也不可能公开发言，完全否定晚年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的声望还无与伦比。于光远在其书[14]中介绍，针对国内外对会议期间一些决策的议论，会议还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登载邓小平讲话说（收录在邓小平文选中），“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不能要求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样不是林彪的“天才论”就对了吗?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于光远在其出版的专著[14]序言中还介绍，由于毛主席历史上一致反对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三年才逐步纠正。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陈云也不可能对晚年毛泽东做这样一个完全否定的评价，这完全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行为。

    此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都表明，此时陈云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不可能在此前作出对晚年毛泽东做彻底否定的评价。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除69年8月到72年7月主要在地方蹲点外，陈云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参与国家经济方面管理，也多次参加了这十年的高层会议，有多次机会和毛泽东交流。但陈云从未在此期间阐述过这样的观点。西安交通大学陈永江副教授在科学网上发表评论说，“陈云同志参加共产党，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什么眼看着“惨绝人寰”，却袖手旁观？”

    完全否定晚年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邓小平和陈云主持写作，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事实上，我国在文革期间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养老，国家提供基本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到文革结束时，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文革前落后世界人均，到超过世界人均12岁，是新中国人均预期增长最快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