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对初稿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审阅，中央责成国家计委对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再作进一步修改。这些修改，基本上是以初稿为基础的，没有再重新编制。

　　1955年３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７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以粮食换机器

　　在短短5年中，苏联政府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帮助新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且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中国帮助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但这种援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而应该是互利的。通过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技术资料和管理方法来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中苏两国协定中规定，中方在1954年至1959年间提供钨砂、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作为援助的部分补偿。但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汇资金极其紧张……那么，用什么东西去换回中国的工业化呢？陈云认为，只能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上打主意。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他在1954年9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这个“算盘”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

　　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增产，但过去长期被抑制在极低水平的消费，特别是粮食、油脂、肉蛋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消费有了很大增长，供求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和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在生产还不能大量增长时，只能在消费上打主意，在保证国计民生的的基础上先外销后内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对外贸易部：“密切内外销结合，扩大内外交流，保证供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凡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如粮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证国内供应是需要的，但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凡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商品，应积极组织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花生）更可适当节减国内消费，以满足出口需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