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父亲手搓核桃怡然自得的样子，陈伟华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普通核桃，一直陪伴着陈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挚爱与女儿的“而立”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嘱咐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陈伟华。陈伟华听后，与父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她从小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跨入大学那神圣的殿堂，在干净、明亮的教室中聆听著名教授、学者讲课，在图书馆里尽情地看书、查资料，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可当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即使马上将复习课本和相关资料凑齐都有难度，更何况平时还要正常上班，陈伟华有些犯难了。于是，她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内容。

　　母亲的回信很快来了，信中说：“你爸爸说这叫走后门。”陈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自己怎么不想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陈伟华只好自己想办法。她边看自己手中已有的课本，边从同学、朋友处借来有限的课本和资料。白天工作，晚上的时间则被全部用来复习迎考。时值隆冬，屋里很冷，到处透着风。坐着看书，一会儿感觉冷了，就起来边走边看书，或者喝口开水暖暖身子。有时实在冻得不行，就钻进被窝，在被窝里看。

　　艰苦的努力加上原来较扎实的基础，使陈伟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手捧那份清晰的印着自己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激动得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随后，陈伟华在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了父亲。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陈云开心地笑了。

　　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十分缺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组织上将陈伟华分配到了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陈伟华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时，陈云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陈云听到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个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陈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还是教书好。”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直到今天，陈伟华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教育岗位上，潜心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当教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业的，也找到了乐趣”，“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陈伟华几乎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她和学生相处很融洽，有几个经常和她联系的，已经成了朋友。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学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