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越来越投入地开展教学工作，并在乡下感受到了农民身上的质朴、醇厚的人情味。淳朴的乡亲们在陈伟华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陈云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什么政治风险，拉着陈伟华的手，诚恳地让她转告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陈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陈云，陈云的脸上便呈现出温暖的笑意。

　　此时，陈伟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自己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地方的老百姓亲近！陈伟华不由得想起父亲曾多次对她们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句话，陈伟华记了一辈子。

　　不久，陈伟华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离家更远了，她只能两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时，父亲都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陈云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放松生产时，陈云非常高兴，连连说好。

　　一次，陈伟华对父亲说，乡下太穷了，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陈云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告诉她农民之所以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叮嘱陈伟华，在农村不要穿皮鞋，工资要省着花，不要脱离群众。后来，陈云知道陈伟华存了一点钱，就打趣地问她：“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昵称)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两封特殊年代的家书与两个磨得锃亮的普通核桃

　　陈伟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翻开这一时期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当时的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历经沧桑。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他的夫人于若木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孩子们也分别到了干校、农村和部队。在下放期间，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都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没有受到太多歧视。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这为他后来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不仅仍然勤奋学习，而且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工人、农民和专家请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陈云这种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使陈伟华受到很大的震动，头脑中出现了很多疑问，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她想更多地了解社会。于是，陈伟华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