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上个世纪80年代，是这个伟大转变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前期，社会上虽然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当时讲得最响、用得最多的说法——搞活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法的雏形，或者说是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愿望的最初体现。那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叫作“计划指导”，如何处理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这两者的关系，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那时，我曾采写了一篇题为《陈云谈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的报道，其中讲到：陈云把搞活经济比喻为“鸟”，把计划指导比喻为“笼子”，他强调，“鸟”无论怎么活跃，也必须在“笼子”里飞，否则“鸟”就飞跑了。这种说法，生动地表达了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两者的关系，表达了当时对这两者关系处理上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篇消息报道，曾被海内外媒体广为传播，一些海外人士把这种观点称为“鸟笼经济”。这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鸟笼经济”的由来。

   19年过去了，回想起这篇报道的采写经过，咀嚼一下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转轨变型中的酸甜苦辣，实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当年此消息播发后，一些读者来信或打来电话，询问当时陈云谈话的详细情况和背景，有些问题当然不是记者所能回答或可以回答的。现在，我把当时稿件采访的经过整理出来，算是对读者多年欠帐的补偿吧。

   那是1982年年底的事情。当时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在召开。应当说，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一般在这年第一季度召开，因为它要审议批准上个年度的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财政决算，更重要的是制定当年的社会发展计划和当年的财政预算。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拖延到这年年底才召开，还谈什么制定这一年的社会发展计划呢？谁都理解，这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国家正常秩序所产生的恶果的继续，这种十分严重的后果，不是几年拨乱反正就能纠正过来的。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身体不适，他向会议请了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陈云是上海市选出的代表，以前他每次会议都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与上海代表一起审议国家大事。由于他这次没有参加会议，上海代表团就选出10位代表，到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住处去看望他。这10位代表，代表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代表，代表上海市一千多万市民，于1982年12月2日来到了陈云同志的家中，探望这位已78岁高龄的老人。

   在未去之前，上海代表团的负责同志与陈云同志处联系，表示上海市的代表们关心陈云同志的健康，想去看望他。陈云同志表示，他也十分关心上海市的工作，希望能看到上海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想和这些同志谈一谈。陈云还特别提出，希望到他家的同志中一定要有搞经济工作的，包括以前的工商业者，还要有工人、农民、教师和营业员代表。这天到中南海的10位代表，就是按陈云的要求组成的。

   1982年12月2日上午9时，上海代表团团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等10位代表，来到了中南海陈云家中。在明亮的会客室里，陈云爽朗地笑着，亲切地同代表们一一握手，胡立教在旁逐一将代表们介绍给他。看到荣毅仁时，陈云风趣地说：“现在不叫你荣毅仁先生了吧，应该叫荣毅仁同志啦！”看到沈鸿时，陈云握着他的手说：“当年，你在上海时是店员、小业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你到了延安，是民主人士，以后入了党是革命干部，你也算是位老革命啦！”当介绍到上海第十百货公司营业员王娟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