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留在城市中的人口的生活问题，陈云也十分重视。如何稳住不直接生产粮食的近一亿城市人口的肚皮，如何确保他们的最低营养需要，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对这一问题，陈云是从政治的角度、稳定大局的角度来看待的。他对大家讲，“目前，这一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为此，陈云首先向营养学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关于营养含量的测算数据报告供陈云参考。

　　边看报告，陈云边陷入了深思。这份报告指出，每人每天最低限度需要70克蛋白质，而除蛋白质含量较高的肉类制品和蛋制品之外，500克大豆也能提供200克左右的蛋白质。报告建议，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经计算发现，如果采用大豆，那么一亿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每年的需要量是30亿斤大豆。而全国大豆的年产量，1961年虽有所减产，但也达120亿斤。因此，从中拿出30亿斤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是可能的。

　　“大豆”方案就这样敲定了，陈云开始转而着手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两年内，先逐步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作为补充手段，再从海洋中开发营养来源；除此之外，到1963年底，对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再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这样一来，城市居民蛋白质的摄入量就有了更为充分的保障。周恩来看到这一方案后，对此大为赞许，说陈云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仅亲自规划，而且考虑细心、周全，有了植物蛋白，还考虑要有点动物蛋白。

　　对此，陈云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关键是要进口粮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再加上全国连续三年的大面积干旱，使我国农业元气大伤。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延续，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逃荒、饿死人的情况。危急关头，经周密调查和深思熟虑，陈云毅然提出：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但那是“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报纸上天天宣传“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人们已经习惯了粮食问题早已过关的提法。现在，突然出现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提议，可以想象这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陈云反复向人们阐述当前进口粮食的必要性：“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也要多进口十亿斤粮食。”“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进口粮食的建议合情合理，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1961年2月，来自澳大利亚的第一批进口粮食运抵中国。一场进口粮食的大行动迅速展开了。

　　受这件事的影响，此后进口粮食就不再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了。而且进口的地区也多了起来，包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美国(陈云建议经法国转口)等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从事具体进口操作的同志在进口粮食时也能货比三家，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国家也利用这批粮食在粮食调度上发挥了作用，伴随着国内生产情况的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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