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促使自己思考问题。有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也要自己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批驳。他在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一位副部长对一项重要政策坚持提出反面意见，为此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一个典型进行深入调查后，对中央关于一项决定的部分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真阅读了他们写的报告后，指出：已经决定的政策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变动。但是，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派要保护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非常重视，要给他们必要的经费和时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鼓励他们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以保证中央能经常听到不同声音，对重大政策、决策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

　　父亲常说，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这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他还说，要让来开会和谈话的同志感到我这里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认为，一个人有时免不了说错话，一点错话不说是做不到的。不怕讲错话，就怕别人不说话，党内一定要坚持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讲民主的同时又必须有集中。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他还曾多次表示，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同志犯错误的问题，对由于认识不全面而讲过错话、发表过错误意见的同志，只要他们检讨了，在工作中纠正了就可以了，不要扭住不放。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四个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原则，能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常常感慨地对我们讲，坚持正确的意见时要有一个“硬脑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愿意随波逐流。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问题、提出意见和观点时，要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就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抵得上十万军队、百万军队，是一种无穷的力量。为此，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在学习哲学时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建国以后，他曾多次因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观点不被别人理解，而成为少数派，也曾因为一些重要的政治意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在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毛主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思来想去，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邓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虽然他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党内提出“错误观点”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他。1977年，尚在家中赋闲的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重新让邓小平同志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到天安门去的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认为邓小平同志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为此，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到我们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