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适应年龄与身体情况的变化，他把自己主管和关注的工作，收缩到精力与体力允许的、他认为最必要的范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对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亲笔起草报告、讲话或亲自提出提纲，待秘书成稿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推敲；坚持对未经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底数的事情，不提出决策性的意见、建议。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我们亲眼看到，1979年5月到6月，已74岁高龄的父亲受中央委托，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对上海宝钢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围绕宝钢建设，有各种不同意见。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钢铁行业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他不愿轻易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他带着问题到上海，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同志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同志深入探讨问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材料。最后，他再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通过不断交换意见，他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认识越来越深入完整。最后，在6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宝钢问题的8点意见，认为这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虽然上马仓促了，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即使困难，也要下干到底的决心，各个部要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他还提出，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主张全国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而且应该不止一次；要在宝钢建设和持续论证过程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支持，而且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宝钢问题有了结论之后，他由于过度疲劳，生了一场大病。在回忆对宝钢问题的决策过程时，他对我们讲过，对有争论的重大问题，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大的决策不能太快，要慎之又慎，决策过粗过快容易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很难弥补；要保证决策不失误、少失误，就要拿出时间，让专家、内行和当事人围绕中心议题，放开思路发表意见，要有几个方案拿出来做比较。正确的观点是在争论中产生的，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对我们讲过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做法做过比较。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选》，发现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7年里，一直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的领导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气氛很浓，各种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都可以直率地提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一再提倡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