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孕。我只好又去医院里做流产，医院里经过检查，说不能再做流产了，我只好生下了第二胎。在怀孕期间，我没有影响工作。带领全区县、社干部进行全区农业大联查，一天一个县，一连跑了十五个县。当时我身孕八个月，坐在车上，在乡间土路上，一颠就是一尺多高，同志们都担心我会把孩子墩下来，但我还是坚持住了。到了预产期我还坚持下乡工作，每次出发前，秘书和同志们都说，别忘了带大衣呀，路上叶常委生了孩子，咱们好用大衣裹起来呀。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在上班的路上破了羊水，个人又跑到医院生的。那时正是十一月份，天气寒冷，为了早日上班工作，到26天头上，我就自动结束产假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在孩子两个月的时候，就断了奶，托给一个朋友的老人给喂着。我当时是个工分加补贴的干部，每月30元，爱人每月40元，两个孩子，又是两地生活，日子很是艰难。城里市民们的供应，我一点儿没有。我只能用我在老家记工分得的粮食，到粮站上换些粮票在机关食堂买饭吃。几年来，我没买过肉吃，也没向别人要过什么肉票、蛋票什么的。我个人每天的生活，用粮票到地区招待处买些干粮，再用暖壶在那里打些热水，菜是从老家捎来的咸菜。在当时，我这个地委常委可以说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干部了，要是向有关部门要个这票那票的，不是要不来，说不定人家会给你送上门来，但是，我不要，我不搞特殊。那时，地委常委这一级的，有“小灶儿”，可我从来没去吃过。一来是那里花销多，我花不起；二来我不想脱离群众。
我当时想的，不是个人享受，是怎样才能把沧州的农业生产搞上去。我任地委常委九年，五年抓农业。我分管抓农业的那年才28岁。回忆起那时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可以这样说，我就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向党和人民所奉献的是辛劳、泪水和汗水!在我的拼搏和奋斗下，沧州地区的农业有了怎样的长进?我的辛劳，我的汗水，我的青春，给沧州的400万人民换来了什么?我认为，这不是我叶颖芬个人可以说明的。我想，我的“千秋功罪”，让他人去评说吧!
面向“三农”的女县委副书记
根据工作需要，我在1979年调孟村回族自治县任县委副书记。那时我已有了三个孩子，为了照顾生活和孩子，年近六十的母亲随我带着八岁的大女儿和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到孟村。
县委让我分管的不是农业，是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孟村来说，县里的主要工作还是农村、农民、农业。所以，别的工作都要为农业服务，为农业让路。这样，我这个痴迷“三农”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县委副书记，就有充分的理由和时间去靠近“三农”。再说，那时常有所谓的中心工作，而且这些中心工作大都是关于农业的，我时常被分配到中心工作中，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分工虽然不是农业，可我不少的时间、精力还在做着有关“三农”的工作。
我在农村生、在农村长，对农村、农民、农业特别熟悉，特别是，我有几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经历，对农村基层班子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我时常骑上自行车跑到下边的公社和大队。有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带上母亲和孩子，住到农民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他们解决有关“三农”的具体问题。
在农村，要搞好农业生产，领导班子起着关键作用。当时在社员们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儿：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所以几乎是每年秋后，不少村都有班子建设的任务。每到这时，我就随县委组派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队(组)，进驻村队，和那里的社员群众、党员干部一起搞村班子建设。在那些年，村班子建设几乎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年深入下去的干部一般都很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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