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信任我了”。又有一天，有位领导告诉我：“你和玉兰的婚事，不要过早就订下来，还要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听了，不禁心又一沉：“恋爱应当自由，组织上为什么老是插手呢？”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玉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20多年来，从来没有想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求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去搞行政工作。而且，我在当不当官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玉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直到退休，我一直工作在新华社新闻采访的第一钱。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不如自己、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说成是“高攀”、“往上爬”。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她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 今天这样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同情，我愿意和她结为伴侣。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绝无任何一点矫揉造作之意。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您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您是不是也听到您周围的人对您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到石家庄去之前，就考虑到和准备着会有一些议论。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到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我经过恩恩爱爱、曲曲折折，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时的旅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火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可惜，这两张结婚登记表，当时放在了玉兰的办公室里，但后来就找不到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记者薛满堂，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

吕玉兰和江山于1974年10月3日在石家庄结婚，10月5日回到吕玉兰的家乡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看望乡亲们，图为俩人在田间留下的结婚照。

    期间，我和玉兰到了邢台、临西和东留善固，看望了玉兰的父母，参加了临西水利工地的劳动。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吕玉兰带着新婚不久的丈夫江山(中)，参加临西水利工地劳动，引来众人围观。左一为临西县委常委张延福。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听说玉兰找了个记者，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啊！”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向她学习！”

    “你们两个互相学习！”

    “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

    “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不到我，就跟大姐说：“大姐，我有事要走了，再见吧！”

    大姐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到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