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河北的农村正是播种和迎接夏收的大忙季节。临西广阔的田野里，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可是，走进县委和县革委的大院，却显得冷冷清清。办公室里，很少听到打电话的呼喊声，也很少看到进出办事的人。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成了“铁将军”把门。

    干部们都到哪里去了？一位守机关的同志对来访的记者说：“都下去啦！”原来，不久前，玉兰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现在，这个口号成了全县人民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开春以来，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各公社干部一起，分别蹲在170多个生产大队，一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决心尽快改变临西的面貌。

    各级干部下去，带来了全县面貌的变化。社社队队大搞水利建设，纷纷打机井、修渠道、建扬水站。同时，深翻和平整土地，使一部分旱地浇上了水，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虽然没下过透雨，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展开顽强的抗旱斗争，决心夺取农业的新丰收。

这是197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新华社通讯《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中，开头描绘的一幅临西县干部转变作风、大下基层的生动情景。

    “干部大下，不单是把生产搞上去的手段，还是实现机关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我手头保存的一份玉兰于1974年2月12日在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干部大下是抓大事、促大干的重要措施》。她在这次发言中，把干部下基层的好处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干部下去才能切实抓好大事。大批干部下去，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使不少大队大变样，特别是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观。

197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

    二是干部下去促进了机关革命化。过去，基层忙于应付上级领导机关。基层干部批评说：“上边千条线，下边团成蛋，哪股拉的紧，就跟哪股转。”现在，由于大批干部下去，县上的办事机构不得不该减的减、能合的合、应砍的砍，先后撤消了19个临时办公室，主动为基层服务。

    三是干部下去有效地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面貌。有的下乡干部说得很形象：“过去是‘三水’，叫坐在机关里喝茶水、糖水和药水，越喝志气越短，身体越软。现在也是‘三水’，由于经常同群众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冲掉了官气，增添了朝气。”

    四是干部下去有利于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大批干部下去，经风雨、见世面，是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1973年，临西县委从蹲点干部中提拔了95名，其中提为县委委员和县革委常委的5名，同时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了一大批同志到县、社、大队担任领导职务。

    五是干部下去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1973年，虽然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涝，临西县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3成，向国家贡献由上年的450万公斤猛增到983万公斤。

    那么，“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是怎样产生的？当年曾到临西采写题为《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这篇通讯的作者之一，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侯志义，向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1970年初，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玉兰，当选为中共临西县委第一书记。玉兰和县委常委们经常谈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同先进县比，临西的粮、棉产量还很低，差距大的原因在哪里？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应当从哪里入手？

    第二年春天，玉兰同河北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等一起，再次来到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她虚心听取昔阳县同志的介绍，留心观察当地干部的行动。这个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风气，县级干部一年至少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200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300天。在这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不算好干部。在县直机关里，很少看到来往办公的干部。可是在田间和水利工地上，却看到社员打扮的干部们，同群众整天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些情景，深深印在了玉兰的心坎里。

    回到临西，玉兰把在昔阳的所见所闻，带到了县委常委会议上。她尖锐地提出：“过去临西县农业生产发展慢，同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什么关系？现在要大办农业，党的干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一提出，对县委领导成员的震动很大。大家还通过联系县领导到这个县的隋五里和仓上大队蹲点，使这两个大队发生变化的实际，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受到了深刻教育。

吕玉兰在临西县委举行的全县农业大上干部大下誓师大会上做动员报告。

    以位于卫运河西岸的隋五里大队为例。过去由于河水泛滥，土地被冲成大沙滩，多年来粮食产量很低。后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沙地改造成了粮田，196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但这个大队的干部也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讲自己怎样“过五关”，不想继续努力学先进。结果，全大队粮食产量起起落落，几年来一直在“黄河”岸边打转转。对于这个大队掉队的原因，起初县里一不调查，二不研究，就在会上点名督促，可他们的变化仍然不大。1971年，县委领导成员到这个大队蹲点，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干部认清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使他们振奋起革命精神，带领群众继续前进，当年全大队粮食亩产一跃超过了800斤，成为全县第一个粮食产量过“长江”的大队。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讨论中，大家从两个大队的变化谈到干部作风问题，从全县农业生产的状况谈到县委领导机关的革命化。有的说：“这两个大队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县委政治思想对头，领导改变了作风，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所以这个大队的干部才会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玉兰说：“对，农业要上去，干部就得下去！”从此，这一口号就在临西传开了。

吕玉兰号召干部大下,她自己首先带头下基层,连会议都开在地头田间的现场。

    说来凑巧，关于“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的提出，我还曾直接“采访”过玉兰，可为上述情况作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