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4年底，我同玉兰结婚不久，她邀我到邢台地区隆尧县去看望县委书记安经章。安经章曾担任过临西县委书记，是玉兰的老领导。而且，他们在“文革”中一起住过“牛棚”，挨过批斗，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虽说他们经常见面，可到了一块儿，还是有拉不完的呱、说不完的话。那天在车上，大家又热烈地交谈起来。

    玉兰忽然朝我说：“侯志义写‘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说这个口号是俺的创造。其实，发明权还属于安书记呢！”

    我听了不禁惊讶：“这是怎么回事？”

    玉兰解释说：“那年，俺从大寨参观回临西，路过隆尧，就想着向安书记请教，怎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安书记领着俺下农田，转村子，边走边谈。安书记说，‘农业要上去，关键在领导，领导的关键又在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一定要多下基层。’俺一听，有门儿！俺回去后，反复琢磨安书记说的这几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口号。”

    安书记连连摆手道：“俺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玉兰同志善于总结经验。”

    玉兰马上接口说：“不不不！老书记的创造发明，俺哪能抢呢！”说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解剖‘麻雀’，不当‘麻雀’、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这是临西县委在干部大下中注意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玉兰说：‘干部下去要做到人在点，心在点，亲自干，而不是名字在点，行李在点，光挂帅不出征。”

    原来，临西下乡蹲点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但也有少数干部，身子蹲在了“点”上，心里却想着“面”上。结果是，没有在点上解剖“麻雀”，自己却当了满天飞的“麻雀”。正如有人说的：“干部蹲点，心不在点上，就像葫芦扔到井里，看起来很深，实际还是漂在水面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临西县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醒各级干部要真正蹲下去，在点上解剖“麻雀”，不当“麻雀”；另一方面，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大家作出榜样。县委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干部下去后在点上蹲不住，原因之一是那些点有的是后进队，有的干部到了后进队，怕苦、怕难、怕麻烦，于是住几天就走开了。针对这种情况，玉兰在1972年4月，自己到东贺大队蹲点。

    东贺、西贺和中贺大队，生产条件差，情况比较复杂，是摇鞍镇公社的几个后进大队，其中又数东贺大队的工作最难开展。过去，县和公社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愿到那里去蹲点。有时去了，也是听一听、看一看，遇到了矛盾，就绕道走开。这次，玉兰来到东贺，放下行李就同社员们一起下地锄麦，边锄边和社员拉呱。晚上，她凑到社员家的炕头上，同社员谈家常，论生产，征求意见。社员们看到她干活地道，对人诚恳，说话在理，真是来解决问题的，就把自己的看法和心思全数倒给了他。

    在这里，玉兰还分别邀请贫下中农和干部开座谈会。一些老贫农向她反映，大队干部们的心没合在一块，劲没使在一起。队上的工作，谁都不愿意大胆去管。这怎么能搞好呢？

    玉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干部的团结问题，而是首先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摆不团结的危害，谈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队干部团结增强后，玉兰又同干部和社员们商量，制定了改变生产面貌的规划，落实生产措施，推广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变生产条件。一年间，他们平整了全大队所有的“骆驼鞍”地，新打了4眼机井，开挖了1800多米长的水渠，引来了卫河水，大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社员们高兴地说：“玉兰在俺队蹲点一年，办到了俺们过去多年想办没有办到的事情。”

    玉兰在后进队蹲点解剖“麻雀”这件事，在全县影响很大。县委9名常委和15个公社的党委领导成员，都先后蹲到不同类型的生产队。摇鞍镇公社的领导成员们，也来到西贺、中贺大队蹲点，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指导面上。

“书记教我种棉花”。走上河北省委书记岗位的吕玉兰，在保定农村调研时与植棉姑娘们交流经验。

    “玉兰之所以能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并不是偶然的，是她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结果，经历了一个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侯志义这样对我说。

    玉兰提出的这一口号，后来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传遍了全国，在全国各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当时许多干部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的著名行动口号。多年来，在它的启示下，“工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文艺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等口号，不断见之于报端和各种工作总结。1993年4月11日《农民日报》在报道玉兰去世的消息中，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那句响遍中华大地的‘玉兰口号’。吕玉兰同志是这句口号的缔造者，也是忠诚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