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阿拉尔三五九旅纪念馆,一张老照片深深吸引了我。
这是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一个光头老汉,赤脚蹲在木椅上,左手掐着一支燃烧的烟,右手抱着膝盖,两只光着的脚丫子踩在木椅子上,模样像是听人在叙说什么。房子里斑驳陆离的农家土墙上,贴着一张毛笔书写的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一看座椅上老汉那身又破又旧的衣裤,活脱脱就是一个乡下老农民。
不过我说了或许你无法相信,这张照片的主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他的名字叫王震。此时,王震将军正在乡下与农民促膝交谈,说的更明白一点,是正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据考证,这张图片,拍自内地某个革命老区。
王老在谈什么呢?我们只能推测,或许在谈当年收成,或许在谈关乎庄稼种植的什么问题,或许在谈恢复生产防止挨饿的一些基层困难。等等。但是,此刻看着眼前这张挂在三五九旅纪念馆墙上的王震将军的照片,我伫立很久很久。与我同行的几位老同志也看了多遍没有离开。有位老同志说,这是一张我们共产党干部久违了的照片,建议这张照片可以加短评发在人民日报。我说你这话说的太大,报纸总编未必有这样一个权利。
但是仔细一想,关于王震将军这样的照片,不正是我们老一代共产党人习以为常的作风和习惯吗?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稀奇了呢?顺着展览墙看下去,王震在新疆建设兵团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照片在展览中比比皆是,他或者谈笑风生,或者戴个草帽与群众热热闹闹的劳动,如今看起来是那样亲切。官兵一致,干群一致,那时候看来不是说说,而是实际行动。仔细一想,凡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对这样的场景,早已习以为常了。
但是,这些本来非常熟悉的场景,今天看起来却已经不熟悉了,何止不熟悉啊,甚至已经非常陌生了,已经不习惯了,已经久违了,为什么久违了,因为王震这样的光着脚丫蹲在椅子上和农民交谈的做派,有人认为就不像一个干部,活脱脱一个老农民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已经很难看见了。假使今天你如果还是这样,可能就会被认为你是不修边幅,可能认为你就是一个地道的土老帽。如果你生活中老是这样个样子,便可能影响你的提拔使用。因为你这样做太不入时,太不赶趟,已经落伍很多。
在有些人看来,什么才是正常?什么才是像样?什么才是是个干部的样子?那就是衣冠楚楚,那就是满脸严肃状,那就是下基层前呼后拥,那就是凡事有人侍候,那就是提包倒水一应俱全。比如事前有人安排通报,现场有人安排侍候,身后有人伴随,一句话,要有那个派!那个派,不管群众怎么看,反正要当官就必须这么做。
这么做,无形中已经成为一些干部的新习惯。这个新习惯,渐渐成为一种新的干部标配。一是一般不下乡,多数时间蹲在办公室。但凡下乡,就要有各级安排好。如此以来,下乡调查访问便成为过场和演戏,那也就很难听到看到真实情况。因为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
举个例子吧。某个省领导要下乡了,据说要去看一个养牛的大村子,目的在于搞一个调查报告,结果这个村子养的牛实在不够多,就把乡间三里五村的牛都借来集中一起。没想到的是,等领导来了,结果牛因为非是同槽伙伴,结果互相打起架来,弄得上级领导莫名其妙。假象暴露,领导也就假戏真唱。
于是后来,另外一个地方说是领导来视察养猪,便也把这些不同圈的猪赶在了一起。为了防止畜生们互相掐架,有高人出主意,给所有的猪都喂了安眠药。领导来了,一个个大肥猪都横躺竖卧在睡大觉,领导看后甚为高兴。这样以来,便也达到目的,关于养猪经验的文件上了电视见了报纸。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对这些事情早已经司空见惯。假的就当真的,早就不稀奇了。
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看你作风怎样,就看你能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看到那些装模做样、喜欢前呼后拥的干部,其实群众表面不说什么,心里腻歪的很,你也就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话说回来,有些干部,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了解真实情况,他也不打算听到那些让他不高兴的消息,这样的干部不算少数。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经常听到群众这样的追问:这种事不知道省里市里知道不知道。是知道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常常是问题成了堆,各级机关还闷在鼓里,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
李慎明同志给王震当了多年秘书,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王震将军经常讲,看一个共产党干部能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就看他的衣食住行。他说,“王震说的衣、食、住、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表现非常充分。
他说“比如说穿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装,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他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他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由于长期跑基层,再加上在那个年代,这套西服很少穿,结果让虫蛀得很厉害,后来花30多元修补好后送了人。”所以,他的很多部下,王震将军始终都像一个农民。
再说吃,20世纪50年代,王震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为王震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老爱吃米,60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老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他。伙食费超了,王老也批评。此后,栗勇执行指示说一不二,包括经常热剩饭。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老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老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儿香。王老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至于住和行的故事,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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