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民对同志热情、谦虚，对自己却是严格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队到外面搞一天野营训练。这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虽然又要练紧急集合，又要背着背包行军、爬山，可是我总觉得很有趣。出发前，正好杨志民身体不舒服，疝气又正好发作，行走有困难。

    我劝他向领导上请假，不必参加。他却说：“要是真上战场，敌人打来了，还好请假吗?去向敌人请假吗?要求敌人等我病好了再来吗?”我说：“这又不是真上战场。”他听了很不高兴，说：“我看你呀，还带着一脑子小资产阶级的不切合实际思想，你当这是做游戏吗?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个课目，都是为了准备上战场，同敌人真刀真枪干!”他坚持参加了这次野营训练，一路上咬牙坚持，不掉队，还抢着帮别人背东西。当天晚上返校途中，作了最后一个训练课目：包围搜索一个小山头的残敌。这是较艰苦的，要分散成小组，冒着漆黑的夜色，漫山遍野地搜索，爬山、跳沟坎、登悬崖、钻小树丛，个个累得浑身衣裳汗湿透。杨志民尽管身体不好，却一步也不拉下，冲锋陷阵，做得那么认真，真像是上了战场一样，还不断向身旁的同志做鼓动工作。可是，回到学校，他已累得不能动弹了。 1938年六月底，我们队的学习基本上结业了，大部分同学已纷纷离校奔赴前线和敌后，我也被批准到华北八路军去工作。和我同路去华北的，还有黄再生和孙xx(已忘他的名字)。这两位同志，都是和杨志民同路从宿务回来的。命令公布后，杨志民将我们三人召集在一起，恳切地说：“你们被批准上前线，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我身边还剩有点钱，分给你们每人一块钱，在路上也好买碗茶水喝。”

    当时，我早已身无分文，当拿到他给的这一元钱的票子时，真是激动万分！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钞票，而是一个革命同志火热的心呀！这张钞票，我保存好长时间，再困难也舍不得用掉。

    我们出发的那天早晨，杨志民很早就起床，帮我们整理行装，并一再嘱咐道：“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关心帮助。”我问他：“你准备到哪里工作?”他说：“现在还不晓得。听从组织安排，叫到哪里就到哪里。”我问：“你是不是要参加华侨工作团回南洋去?”他说：“这也要看组织上的安排，党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过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战斗一辈子，把我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祖国。祖国需要时，我随时准备献出我的生命。”他又说：“这一次，也说不定是我们最后分别。那也不要紧。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是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

    那天早晨，我们出发去华北各地的有几十位同志，其中有好几位是我们区队的华侨青年。杨志民和其他许多留校的同学以及领导同志，将我们送出学校大门外，又沿着城东飞机场向东送了好远。大家一起慷慨激昂地高唱着《再会吧，在前线上》歌子，依依惜别：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什么牺牲!坚决抵抗! 把残暴的日本野兽，都赶出中国的地方!中华民族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海一二不复失地誓不还乡!……” 我们离开时，杨志民送我们走了好远，才停下步，我再次同他握别，然后昂首阔步向东方进发。那天的晨雾很浓，走出几十步，我和黄再生等几位同志再次回过头，想再看看杨志民，但被浓雾遮住，看不见了。我们就大声喊道：“在前线上再见!”听到了远处传来杨志民同志亲切而坚定的声音：“在前线上再见!祝你们胜利!……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杨志民同志却再没有见过面。1939年春天和冬天，我曾两次回延安，都急切地打听他的消息。有人告诉我说，杨志民同志在我去华北不久后，也分配去华北晋东南根据地工作了。但我打听不到他的具体工作单位，后来，还听到有人传说：杨志民同志在敌寇扫荡中牺性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找到他是否确已牺牲的证明，也打听不到他离开延安后的具体情况。只有他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他那青松似的挺拔、正直的性格，永远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泉籍华侨青年回国抗战，充分彰显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祖国人民高举抗日大旗，奋起抗敌的英勇行动，激发了广大爱国华侨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泉籍华侨青年，放弃学业，辞掉职业，告别温暖舒适的家庭，在华侨救亡团体的组织和资助下，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神圣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