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动挨打，重压之下寻生机。遵义会议后，红军跳出包围圈，边打边找出路，主动实施了若干次战略转变，把被动的退却导向胜利进军。对此，今天军队的转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翟清华（副研究员）：长征经历了从被动转型到主动转型的艰苦选择。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严重失败，被迫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首先确定了新目标——在敌人薄弱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同逃跑主义和流寇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作战指导上，从实际出发，不固执于某一个方向，实行了大范围的机动作战。战略思想的转变，牵引战略方针的改变，相继取得赤水、贵阳、昆明等一系列作战的胜利。显然，没有果决的战略转变，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

　　尽管长征中的战略转变是在战争中完成，但许多根本性的内容仍然可以为我军今天的转型提供借鉴。建国后，我军体制编制基本是“大陆军”体制，后来有过多次改革，是随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所做的相应的调整，如世界上几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之后我军所进行的战略性转变，包括战略方针和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的调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军开始转变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的模式，探索建设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益型军队的新路子。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世界新军事变革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无论从战略思想，还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后勤保障等，都有了质的飞跃。我军开始更加主动推进军事转型。胡主席赋予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明确军队不仅要完成维护祖国统一的传统任务，而且要承担起有效维护国家太空利益、海洋利益、能源利益、电磁空间利益等新任务。担负这个历史使命，我军就必须完成战略转型——由国土防卫型向国家利益防卫型、由陆战为主向陆海空天电联合作战、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军队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更新思维方式。我们应把更新观念、创新军事理论作为转型实践的先导，把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把实现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作为深化军队改革全局的关键环节。成功的军事转型将确保我军在未来战争中不丧失主动。

　　新时期的军事转型，具备很多长征时期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借鉴红军长征的宝贵历史经验，把它发扬光大，我军必将进入一个又快又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