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刚（助理研究员）：长征落脚点选在何处，经过了相当多的周折。博古、李德等人的原定计划是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反攻。但由于消极避战，一味西逃，遭到重挫，8.6万人锐减到3万。如果继续原定计划，势必与多我五六倍的敌人决战，甚至可能全军覆没。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挥师贵州，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来，蒋介石又调集了约40万兵力围拢而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下，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红军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变化。

　　由于敌军兵力优势太大，封锁了长江，红军北渡受阻，中央决定暂放弃北渡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大范围机动作战，寻机北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终于跳出包围圈，渡江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四次变化。

　　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川陕甘计划也没有实现。这时，毛泽东提出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以便将来向东发展。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变化。红军继续北上，终于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渡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在甘南哈达铺，红军从当地获得的报纸上进一步证实，陕甘两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正蓬勃发展，毛泽东说：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随后，榜罗镇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长征落脚点的六次变化，苦苦追求的都是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伤员无法安置，没有可以依赖的后方供应，弹药和给养极度匮乏，艰险和困苦常人无法想象。经过艰苦卓绝的跋涉，红军边行军、边筹粮、边打仗，终于落脚陕北，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从此才转危为安。在汲取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强烈感受到全面建设现代化装备与后勤体系的重要意义。

　　记者：遵义会议后，红军因高速机动出现高度疲劳，不少人不理解运动战，产生了埋怨，好像在领导层也出现了争论。当时的真实背景是怎样的？中央是如何处理的？

　　王建强（助理研究员）：既无根据地依托，又被敌重兵包围，红军别无选择，只有以长距离高速机动，摆脱困境。这就是有些人抱怨的走“弓背路”的由来。1935年2月16日《告红色战士书》中说：“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一阶段，红军的“走”不是逃跑主义的机械行军，而是“以走制敌”，诚如聂荣臻所说：红军“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毛泽东在反“围剿”时提出的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原则，广大指战员都认可，但开始长征后，机动更加高速，更加频繁，距离也更长，同时由于失去苏区依托无法得到及时补充、休整而更加艰苦。高度疲劳，再加上个别战斗没打好，红军有损失，引起了一些不满。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给“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写信埋怨说，红军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红军应走“弓弦”，走捷径。林彪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1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批评了林彪，统一了思想，坚持高速机动作战的方针。结果如何，历史已经做了回答。

　　走“弓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