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侵略，把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复杂、最困难的战略指导问题。一路上，红军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讲党的抗日主张，以北上抗日为旗帜进行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保证了红军同人民群众和各种爱国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大团结，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当战略方针鲜明地转变为北上抗日之后，党就把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升华为一个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号召力的伟大战略行动，党起到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为赢得新民主主义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略方针的转变必须适应时局的变化。历史证明，红军的战略选择充分考虑到了时局的发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牢牢抓住了红军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当前，我们面对一系列崭新的时代挑战，如何把握时代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科学规划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及改革进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有效维护国家权益与国内稳定，顺利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胡锦涛主席洞察国际战略形势，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能否有效履行这一使命，将决定我军能否抓住机遇，把军队建设推上又快又好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牢牢抓住新世纪头20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记者：红军的指挥体制在长征中发生过重大变化，富有效率的指挥体制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指挥体制是如何调整的？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陈力（研究员）：长征之前，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指挥机构。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绝境。1934年12月18日，政治局曾在黎平召开会议，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军事指挥的错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确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后来的猴场会议规定，必须由政治局讨论作战问题，由于多数人对军事指挥不精通，讨论过程漫长，决策迟缓，最后往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形成决定。这种指挥方式显然不利于抓住战机，快速作战，摆脱敌追堵。这时，又发生了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红军不应去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但他却是少数派。后来，经过毛泽东反复劝说，红军最终决定放弃打鼓新场。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指挥作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必须建立集中指挥体制，减少环节，才能使指挥适应快速作战。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从此，红军在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指挥下，在赤水河两岸往返穿插，乘虚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夺取了决定性胜利。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对保证红军长征胜利太重要了。

　　今天的战争形态已进入信息化阶段，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和及时权威的决策机制，已经成为主动权得失的关键。必须加快指挥体制改革步伐，克服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机构重叠的现象，解决因协调不力、关系不顺引起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内耗，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作战潜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效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

　　记者：红军在长征途中深感流动作战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