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有总理等人,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敌人内部有我们的人,加上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
红军的“信息优势”是怎样形成的呢?长征中,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中央红军早在反“围剿”作战时,就组建了无线电分队,开办了通讯学校,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掌握了当时堪称“高技术”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技能。长征途中,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空中侦察,但四渡赤水的那段时间,恰好是贵州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较量,胜负高下岂能有变?连龙云也叹息道:“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今天,我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处于弱势,转化优劣对比,取决于能否抓住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当前,制信息权有了全新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情报侦察,以新的C4ISR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支持能力与信息对抗能力,成为新型战斗力的独立要素。加强对制信息权的研究,尽快提高整体信息作战能力,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各根据地的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没有统一目标,联络中断,仓促上路。可路线选择却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目标。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赵一平(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看似偶然,实际上反映了必然。红军长征时,抗日救亡成为最主要任务,但红军又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族危难和自身生存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着长征的战略方向。
长征首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解决生存危机,必然选择国民党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自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西部落后,前者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敌人的兵力集中在那,而西部地区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因此,向西突围成为各路红军的目标。
同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焦点在华北。中国共产党要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必然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结合起来,把红军突围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结合起来。选择靠近华北的西北地区,是经过周密战略运筹的结果。
1935年6月,红军懋功会师后,一度出现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大争论。最终还是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陕甘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北上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在时间上恰逢其时,顺应了民心,顺应了时代,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为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能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确立正确的方针,关系到革命成败。这里,有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在西北,并抓住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化的历史机遇,不仅对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后续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持续的过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当代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科学筹划,逐步推进,保持后劲,任何忽略周密的战略运筹,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发展不平衡的军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记者:红军由“抗日必先反蒋”转变为“北上抗日”、“逼蒋抗日”,又由长征初期的被迫退却转为向西北的战略挺进。这一系列大变化,充分说明了我党把握形势、统驭全局的能力。这对当今我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有何启示?
温瑞茂(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不要家国沦陷,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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