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红军石刻标语的历史启示和传承

    与会作者一致认为，红军石刻标语的语言风格和大众化效果是它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大启示，是最需要传承的方面。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柳建辉认为：通过石刻标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是红四方面军革命斗争的宣传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土化的极好范例。其突出特征，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历史动态化和艺术静态化的有机结合。

    巴中市委党校副校长高远从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的语言表现形式和风格的角度，指出了川陕苏区的红军石刻标语是马列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它高度凝练了中国语言文字，以本土化和通俗化特色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指出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的通俗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语言风格的民族化，增强理论宣传的亲和力。

    四川省委党校文史研究室主任孙和平认为：红军石刻标语构建了一个特定的公共信息传播语境，是现代公共信息传播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形式，产生了极大的鼓动性、号召力，极富地域特色、历史特色，给当今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还认为：红色石刻标语可以称作表层红军文化，或叫红军文化的物质层，它通过感觉器官直接体察到视之有形、触之有觉的文化形象，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这些红色石刻标语恰当地反映出我们党的“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对于今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四、红军石刻标语的保护和红色旅游的开发

    与会学者都同意应该对“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加大保护力度，并提出很好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夏燕月认为：对石刻标语的保护应该是全部的、整体性的保护，而不能光局限于通江地区一处。将其他地方的红军石刻标语材料统一向国家文物局补报或捆绑式补报，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群才可整体性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可以参照对于濒危大遗址所采取的抢救式保护办法，甚至可以建一个红军石刻标语群旧址博物馆或旧址公园是很好的。

    巴中的符道禹、任明耀、贾华、陈李国、张秉直、郭安林、彭俊礼、张倬等当地党史、文博工作者还着力回顾和记述了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的整个保护历程，尤其是对“赤化全川”、“平分土地”两幅大型石刻标语的史实和保护做了史实记述。在保护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利用，与会作者非常赞同它是将红色文化与巴中休闲、养生旅游很好结合的极其珍贵的全国罕见的旅游资源。并提出很多建议，主要有：

    巴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崔洪礼认为目前划分的“川陕渝红色旅游区” 特别是川陕苏区红色旅游还呈现分散状态，影响了作为一个全国性红色旅游品牌的整体规模效应发挥。应在国家红色旅游规划《纲要》指导下，“川陕渝”有关部门和地区联合攻关，将红军精神、红军文化、红色旅游分别作为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双重载体，变过去革命根据地为新时期经济文化协作区。

    巴中市委党校林莉则从巴中市红色旅游形象定位的角度，指出巴中应该在“川陕苏区首府”这个一级定位下推出“红色石刻标语博物馆”、“长征女红军革命摇篮”的红色旅游品牌，将其三个全国之最：红军石刻数量最多，红军石刻保存最完整，红军石刻字符面积最大做大做强。

    本次会议中很多一致观点的论述，以及一些新观点的提出，表明学界对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很多共识。但对于红军石刻标语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次研讨会在“石刻标语”这一具体的党史材料背后反映的比如当时苏区对于苏维埃认识的民众心理、社会动员效果等方面，以及川陕苏区区域民俗文化与石刻标语的关系，特别是和中央等其他苏区的尽管不是石刻但有墨书、木刻等其他形式的红军标语的内在关联，相互比较的还不够。

    总的来说，红军石刻标语与川陕苏区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它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川陕苏区历史、红四方面军历史等重大问题，所以，学术界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作者简介：林莉， 女，1972年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巴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副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