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日至3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中共巴中市委发起并具体承办的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研讨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巴中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博物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江西赣州、湖北黄冈、湖南株洲、贵州遵义、甘肃白银、陕西延安、等革命老区以及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所辖革命老区共7省11市的党史、军史、博物馆、纪念馆研究专家、地方领导共计1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共收到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63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主持会议并讲话，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致辞。与会的著名作者有陈威、姚金果、苏杭、沈学明、迟爱萍、夏燕月、高中华、李健、蔡东洲等，为研讨会撰写论文的著名作者还有朱玉、柳建辉、阮家新、王聚英、张卫波、王庭科、陈必、郑会侠等。

    在我国，研究革命根据地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涉及内容也很广泛，但专门以“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为题举行研讨会的，还是首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认为本次会议是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召开全国第一个以“红军石刻标语”为主题的研讨会，拓展了党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

    由于巴中市委在这之前为作者提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影印集》、光碟和相关的石刻标语概况介绍等十分珍贵、丰富的资料，使本次研讨会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了一些共识和突破。下面择要介绍与会学者的一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的文化特质、分布情况

    石刻艺术是中国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学者们一致同意并突出论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有别于较多的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因其创造主体全部是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农民、手工业者，这就与传统的达官显要、宗教大师们涉足的艺苑区分开来。充分肯定红军石刻标语是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中的“文化武器”。与会作者一致认为，因为川东北独有的地形地貌特征和国民党封锁因素的影响，相对于红一、二方面军在中央苏区、长征沿线等地留下的标语均为墨书、壁书、纸书而言，在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刻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是最具文化特质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代表发言认为：红军标语写在石头上錾刻出来，使之能够永久保存，无疑是川陕苏区的一个伟大创举。它达到了三个全国之最：红军石刻数量最多，红军石刻保存最完整，红军石刻字符面积最大。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主任柳建辉认为：川陕苏区的红军石刻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伟，居革命战争年代全国之首。

    “红军石刻标语”起源和分布情况怎样呢？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会侠认为：红军石刻标语最早出现于广东省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之间的大南山，那里是澎湃领导的东江革命根据地。有1930年到1932年间在大南山35块石头上共刻有“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内容的红色革命标语57条，461字。

    四川省文化厅调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陈必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地方革命政权在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镌刻、书写的大量标语多为墨书或用土红书。由于长期风雨侵蚀，许多现已不复存在，只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自1932年12月到1935年4月留存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数量最多。

    巴中学者张学林、张倬总结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在陕南、川北和长征沿线，红四方面军共镌刻了1万多条石刻标语，上个世纪50年代约有4000余幅存在，至今在川陕苏区范围内保存完好的红军石刻标语、文献、对联、布告仍有2200余幅。主要分布在今巴中、广元、达州、南充等区域，其中巴中市现存的红军石刻文物居其他市州之首，保存也最完整，类别最齐全，分布最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