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医大师路志正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卫生部中医司的同志们在薛和昉司长的领导和严格要求下，对中医工作都是很认真很敬业的。1954年至1955年间，河北省石家庄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老中医郭可明等七人小组以中医温病学理论做指导，用中药治疗此病，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一时不被认可，调查组的意见也不统一。当年首任中医司司长薛和昉坚定地支持中医用中药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理论和实践，就又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仍然意见不统一，于是又在1955年8月，再次派出调查组三下石家庄，终于总结出中医中药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愈率为“第一批百分之百，第二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结论。1955年9月2日，卫生部召开扩大的部务会议，正式确认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决定凡是有该病发生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中医疗法。

    薛和昉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期间，还曾大力推广普及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在他的呼吁协调下，经国务院批准筹建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四大中医学院，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医高等教育学府，薛和昉不仅出席了这几所大学的成立仪式，还为其揭牌剪彩，致辞讲话。这些消息都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和有关杂志上。此外，他还主持开办了“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出一大批既懂西医又会中医的高级人才。“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结业之后，薛和昉起草出《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绩和经验的总结报告》，以国家卫生部文件的形式，呈报给关心中医药工作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后来从这个学习班毕业的许多学员，都入选为全国的名老中医。薛和昉在国家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岗位上，为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由卫生部到国务院秘书厅工作

    1958年初，薛和昉奉命前往国务院秘书厅担任副主任，同时也兼顾习仲勋文字秘书方面的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9年夏天， 周恩来总理派习仲勋去河南、陕西调查了解钢铁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回京后，听取各副秘书长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汇报后，要求薛和昉带领秘书厅的同志就人民来信来访中所反映的各种诸如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刮“共产风”中的严重问题，综合整理成一份《简报》，带到庐山参加当年的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上，习仲勋将该《简报》上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经毛主席批准，将此内容印发在庐山会议第八期《简报》上发给与会者，同志们反映很好，并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三、奉调至甘肃省委工作

    1960年年底，中央为解决在两年多时间中，甘肃省因主要负责人大搞浮夸风而导致的群众严重饥荒问题，准备调一批干部去甘肃工作。 于是，薛和昉于1961年春，奉调到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任常务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工作并参加省委常委会议。根据档案史料记载，薛和昉在甘肃省委工作期间，还兼任过省委调查组组长。在纠正浮夸风，解决因甘肃省前任领导人工作中的错误而造成的全省大范围饥荒问题时，薛和昉在新一届省委的领导下，竭尽全力，积极认真地工作，很快就扭转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困难与被动局面。

    据时任薛和昉秘书工作的纪洁夫讲，和昉部长刚一到任，就亲自带领干部下乡蹲点，认真细致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他深人实际，走访调研了全省大部分地、州、市、县（区）、乡（镇）及农村生产队，广泛倾听最基层农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缺粮、断粮的真实情况，并亲自动手，及时给省委常委会写出报告，建议省委立即向中央提出了调粮要求，支援甘肃农村，以解燃眉之急。

    面对当年全省农业生产不利、农民生活困难的复杂局面，薛和昉不顾那时仍然存在的“左”倾浮夸、冒进思想的干扰，不考虑自己所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分析并把握问题的主要矛盾，向省委提出，“当前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农民的缺粮问题，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提出“ 在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道路的前提下，应该适当放宽农民在种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小自由，解散那些办得不好、不受群众欢迎的公共食堂，要对人民公社的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些提议得都到了省委书记汪锋的同意，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方调集粮食补充甘肃粮源，当粮食调来之后他果断“开仓放粮”，还与兰州军区联系并派出许多军用卡车连夜往重灾区运送粮食，他积极组织力量，开展以抢救生命为主的救灾活动，在调粮支援甘肃困难县、区、乡村的同时，还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积极的生产自救，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群众缺粮、断粮和生活十分困难的被动局面。

    薛和昉在担任省委调查组组长并赴临夏州调研时，与当时的临夏州委书记、兼调查组副组长的王世杰一同带队，深人临夏州各县以及榆中县的两个大队，他们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踏踏实实地蹲点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既稳定了地、县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又大胆支持了临夏州在生产自救、自留地、自由市场方面的开拓、试验性工作。当上述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 薛和昉还根据在农村开展调研工作中得到的第一手情况和典型经验，亲自给省委写出调查报告， 总结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些有益的建议和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富有成效的、并且积极可行的第一手实践经验， 很快便在全省得到了推广，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薛和昉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岗位上，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全面扭转了甘肃农村的饥荒局面，两年内就使得甘肃的农业面貌焕然一新，有了较大的起色和发展。后来，这些被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经验的总结，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以省委文件的形式上报中央并得到了肯定。但是，时隔不久，历尽艰难曲折和重重坎坷才取得的这些良好的经验和成果，又被极“左”路线给全盘否定了。因为在临夏州支持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方面的开拓、试验性工作，薛和昉遭到极“左”分子们的围攻和陷害，受到了错误路线的批判。于是，在1965年，他又一次被从省委机关下放到更基层的岗位，担任兰州市园林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此前， 曾决定将他下放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因为有人给中央领导的不实汇报而改为下放到榆中县当县委书记，但这两个岗位都未实际到任)。也正是在“文革”初始的时候，有些人传播出带有讽刺戏谑性的流言，说薛和昉是“官越当越小，工资越挣越少”的典型人物。

    薛和昉始终是一个淡泊名利、 乐观豁达的人，他并没有因为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降职、下放而犯愁，也没有因为那些流言蜚语而烦恼，他时常面带微笑、轻松地对家人和一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很好。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就是要有开阔的胸怀。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从来就没有在乎过自己职位的高低贵贱。现在，单位虽小，级别虽低，可我作为一把手，就可以少受干扰，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我已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新岗位上好好奋斗，再为兰州市的绿化建设大干一场，争取在两年之内把兰州市的绿化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抓出个样子来！”

    薛和昉果然不负众望，硬是在两年之内，就使得兰州市南北两山和道路两旁的绿化工作大为改观，大见成效。在条件艰苦、物力不足、人才缺乏的情况之下，薛和昉为了兰州市的绿化建设，不顾一切、废寝忘食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培养城市绿化的新型专业技术人才，他奔走呼吁、力排众议，率先成立了全省第一所园林技术学校并兼任校长，为甘肃省培养出第一批园林技术专业人才；为了使兰州的绿化工作更上一层楼，他亲自带领各级绿化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跑遍了兰州地区南北两山的沟沟坎坎和梁、坡、山、谷，考察了整个市区内的大街小巷，带领技术人员规划出来一幅幅兰州近期和远期的绿化蓝图；为了尽快使兰州市的绿化工作见到成效，他集思广益，总结经验，动员力量，筹措资金，认真听取各个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他从外地为兰州市调购来大量既经济实惠、又适合于当地气候，既耐虫、耐寒、耐旱，又美观大方、成林较快的树种，为此，薛和昉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表彰奖励。可悲的是，突然之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了，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有益，且已大见成效的兰州绿化建设工作被迫停顿了下来。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薛和昉受尽了极“左”派和“造反派” 们的恶毒攻击、谩骂和诬陷，被戴上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自一包的急先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莫须有的帽子。他无辜地受到极“左”分子和“造反派”们整整十二年的极端错误、惨无人道的批判斗争和严酷迫害，被极左分子们打得遍体鳞伤，两根肋骨被打断，六颗牙齿被打掉，被打得两耳的耳膜穿孔出血，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曾经于1967年，被西安医学院的“造反派”从兰州绑架到西安、河南等地，陪同习仲勋一起受批斗，又在兰州陪同汪锋等人遭受“造反派”的残酷批斗，那种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尽管如此，薛和昉也从未屈服过，他依旧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胡耀邦、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薛和昉才终于得到中央组织部会同甘肃省委组织部给予他的彻底平反昭雪的结论，取消了在档案中关于对他“限制使用”的不公正的对待，正式恢复了名誉。

    （九）春回大地 英雄含笑在人民的心里

    在“文革”十年浩劫之中，薛和昉虽然遭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但是他始终不忘初心，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胸怀坦荡，坚持与极“左”分子做斗争。“文革”结束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党中央的关怀和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尊重他坚持留在大西北工作的选择，任命他为甘肃中医学院筹建组组长、常务副院长，并任政协甘肃省委常委。他决心挽回“文革”中被耽误的时光，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为祖国和人民开展各项工作。为了继续给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药人才，为了进一步继承、弘扬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他不顾年老体弱、老当益壮，加班加点，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到省市城建和计划部门批土地、筹经费，亲自跑北京有关主管部门审批项目，筹集建设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建成了他此生在全国建立的第五所中医高等学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关心祖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工作。

    1979年，薛和昉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芝阳镇清水村看望乡亲们，他踏入故土，感慨万千，大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他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回想往事，感慨不已，遂深情地赋诗一首：

    四十三年前，韩原红旗飞。
    巍山默祝捷，芝水笑助威。
    彼时青年走，今日白头归。
    祖国形势好，远处更煌辉。

    薛和昉被平反昭雪并恢复工作以后，国家给他补发了以前被“造反派”扣压的工资，他拿出一部分作为支援家乡新农村建设的一份礼物，捐赠给生他养他的故土。是啊！家乡清水村是一个唐宋时期就已存在的古老传统文化村落，文化名人世代有之，到民国时期唯有薛和昉是有着名牌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不顾一切，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坚定不移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几十年后，当他回到故土，看到故乡面貌产生巨大发展变化的时候，他一方面感到非常欣慰，同时又因忙于工作，多年未及回来看看家乡面貌而感到愧疚，他带领儿女和乡亲们一同祭拜了当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们；一同走访了当年的老战友并拜访了英雄们的家属，他受到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热情的欢迎和款待，也获得了当地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由衷尊敬和高度赞扬。

    薛和昉的家乡韩城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远在两千多年前，韩城就有一位名叫司马迁的朝廷史官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言有理，故流传至今。1983年1月28日，薛和昉同志因病逝世，享年75岁。家乡父老乡亲们都认为薛和昉的死无疑是重于泰山的。薛和昉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组织部门为他撰写的悼词中指出：薛和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兢兢业业，顾全大局，能上能下，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实事求是，团结同志，关心群众，在法制、卫生、农林、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工作。

    薛和昉同志是韩城早期革命工作的重要领袖人物；是革命老区韩城的一面红色旗帜。他与严文炳、王筠等人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当时如尖刀一样直插渭北反动派的心脏；他在关中特区协助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一同工作，为党、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并且留下了许多重要又宝贵的历史性文献资料；他在边区土地革命实践中和法制体系建设中有重要的影响，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他在祖国的中医药发展史上有重大建树，并且为继承、弘扬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及时纠正了甘肃省农业农村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及时抢救了许许多多、数以几十万计的饥民，为甘肃省的农业农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西部中心城市、甘肃省会兰州市的绿化建设付出了艰苦辛勤的劳动，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环境和面貌；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时间内，不顾年老体弱，老当益壮，又快速地建成了他此生在全国建立的第五所中医高等学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关心祖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工作……

    一个人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只要他为人民做出有益的事情，只要他切切实实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只要他肯为人民尽力发放出自己的光和热，人民群众是会永远记住他的，党和国家是会永远记住他的，家乡人民也是会永远记住他的。

    薛和昉同志永垂不朽！

    薛和昉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图为1979年，薛和昉同志看到家乡旧貌换新颜的变化之后，触景生情，随即提笔在一张老照片背面题写一首五言诗词的珍贵墨迹。

    鸣谢

    在编写《薛和昉革命生涯》一文上、中、下三篇中，得到了《黄河边纪事》一书的作者薛铁伦先生的鼎力支持和耐心的帮助，也得到了原甘肃省青年杂志记者解放先生的指导，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薛和昉革命生涯》一文发布后，中红网、燕赵中医网等各大媒体第一时间给与头条转发，转发数量超过50余次。在此，作者深深地表示感谢

    向所有的读者表示致敬！向各位支持和鼓励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意！

    作者简介

    解向军，汉族，共产党员。微信名号：瑯琊庐，美篇名号：明朝牵马人。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政协陕西省韩城市委员会教科文卫委文史调研员，2020年受聘于全国解氏通谱编纂委员会编委成员。曾任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秘书长，韩城市解氏五子登科文化会会长，韩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