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我在兰州二儿子那里探亲时走访了韩城几位朋友，其中薛铁伦大哥让我带10本他自己写作并由中央文献社出版的《黄河边纪事》一书，送给韩城有关方面的九个人，我留下一本，并认真阅读了一遍，我从书中对著名的韩城革命先驱薛和昉前辈有了详细的了解，并对老人生前忠于党、忠于革命、任劳任怨之大无畏的革命情怀非常敬佩！薛和昉同志192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学习，1929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了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1932年就先后担任韩城县委代理书记、书记兼组织委员、韩城中心县委书记，在中心县委下辖几个县的区域组建了9个党支部，加韩城本地22个支部，基本形成了党在韩城地区比较大的组织覆盖面，在渭北轰轰烈烈的闹过一番革命运动，第二年就调省委工作，1936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九），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隶属红二十六军。薛和昉任政委，严文炳任支队长，王筠代表省委宣布成立决定。

    薛和昉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在革命队伍里的名气很大，历任陕西省委技术处、宣传处负责人，陕西省委巡视员，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红军游击队政委，关中特区专署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文书科科长，兼任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文字秘书，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八路军驻陕西旬邑、淳化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边区高等法院书记长，陕西省白水县解放后首任县长，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文委（又名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等职。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薛和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也是韩城革命前辈当时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最高的人，成为韩城人的骄傲和自豪。

    国庆节就要来临了，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也将胜利召开，我作为一名地方文史工作者，最近再次仔细阅读了薛铁伦先生的著作和有关薛和昉前辈的早期革命历史资料，倍感亲切，就将它编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将薛和昉的革命事迹介绍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关中和韩城的青年读者，让三秦人民永远记住这位英雄的光辉业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热爱共产党，为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一） 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致使中国革命不得不陷入低谷时期，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隐蔽和发展动员阶段。这时的青年薛和昉正在北京辅仁大学医科读书，在校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牢固地竖立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中。

    他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居住于北京市内的韩城会馆。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名叫薛子芳的老乡。薛子芳是一位我党的早期共产党员，利用闲暇之余，给薛和昉讲述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薛子芳又为他介绍了一位韩城人，名叫高善欣，时间一长，还认识了一些在京的韩城早期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年仅二十岁的薛和昉，对旧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腐败堕落的政府机构以及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才能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幸福。

    1929年，薛和昉在北京向党内人士提出入党的请求，由于他父亲的突然去世，必须立刻离开北京回家，因为时间关系，共产党员薛子芳为他写了介绍信，让他回韩城后去找地下党员张子超，并讲明情况。薛和昉回到韩城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就立即与地方党员张子超取得了联系，又经张子超介绍，进一步同当地共产党组织负责人高进修接触，通过几次认真谈话后，正式接收他参加了革命工作。接着，他在高进修的介绍下，于1930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地方组织中的一位学历最高的新党员。

    当时的韩城县只有零星的几个党支部，经陕西省委批准，薛和昉、高进修、高德辉等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支部，由薛和昉任书记。此时，陕西省委派本县人樊德音返回韩城，协助扩展当地共产党的组织。由此，韩城党组织开始在小学、完小教员、中学学生以及青年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樊德音的职业是一所小学的教员，这也是当时革命者以职业掩护身份的一种方式。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韩城县党组织在农村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薛和昉任农民夜校教员，在给青年农民们扫盲、上文化课的同时，还给当地农民讲述革命道理，发放革命传单，在各处的墙壁上书写张贴革命标语，并在青年农民中选择一些比较可靠的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引导动员其中的先进人员参加革命工作。

    1930年7月，党组织决定由薛和昉和高德辉在韩城县再开办两所农民夜校。这样一来，全县就有了三所农民夜校，党组织利用夜校教学的机会，积极地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作斗争。薛和昉亲自为夜校作对联，上联是“新青年请进来"，下联为“老腐败滚出去”，横批为“理应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在北京及各地求学的韩城学子陆续有人回到了家乡，其中就有冯光波、冯树立等人。后来，他们也参加了共产党，大家齐心协力地动员了更多的人来参加革命，使当地共产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到1930年秋，全县已有二十多个党支部，二百多名共产党员。于是，按照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韩城县委员会，薛和昉先后担任韩城县委的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

    （二）投身伟大的革命运动

    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兵运工作”的指示，陕西省委先后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地区的一些军阀部队， 采取兵运的方式，为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建立更为强大的革命武装积蓄力量。

    1930年10月，刘志丹带队，巧袭甘肃合水太白镇，消灭了国民党的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的第二十四营，大大提升了队伍的士气，开始创建红军南梁游击队。同月，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的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在华池会师，随后，这支部队于1932年1月，在甘肃省正宁县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年二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三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塬村新庄子召开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至此，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四月，习仲勋、许天洁、刘林甫等人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五月，刘志丹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转战于富县、洛川、宜君等地，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同月，谢子长、焦维炽等人组织发动了靖远起义，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七月，他们在靖远又发动了一次起义，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八月，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意见，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十二月，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郑毅任参谋长，全团共有200余人，装备较正规；1933年3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陕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负责领导照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1933年4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同一时期，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开展东府地区的工作，于1932年，成立了韩城中心县委(兼管韩城、澄城、合阳、大荔、蒲城等地党的工作)，省委委派薛和昉任韩城中心县委书记，张鼎安任韩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子超任韩城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定文任韩城中心县委工运委员。

    为了有效地筹集资金、开展工作，薛和昉将一件自己十分喜爱的红狐皮袍和家里存放的一个元代古瓷瓶交给党组织，由刘定文和薛效异拿到山西绛县的一个古董店当掉，作为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其中用一部分钱购置了油印机、油墨、腊纸、钢板、纸张和铁笔等带回韩城。对宣传、组织和动员当地群众踊跃参加革命、打击震慑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2年6月间，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了打击敌人，进入韩城香山寺，薛和昉以巡视员身份和范德音专程去红军游击队韩城香山寺驻地向刘志丹汇报韩城革命斗争的进展形势，已经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党组织共发展了31个支部，其中9个是韩城以外东府各县的党支部，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做斗争，开展分粮运动，受到广大农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刘志丹听到汇报后很兴奋，他惊喜的认为韩城中心县委的工作成绩特别显著，鼓励他们继续发动群众，做好民众工作，努力争取扩大发展赤卫队武装。

    也就是在这次香山寺的会面中， 他结识了因“两当兵变”战斗中负伤之后刚刚在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他们一见如故，亲如兄弟，谈得非常融洽。临别时，天已擦黑，习仲勋不放心他们二位的安全，一直把他们送到驻地外的安全地带。

    由于红军游击队在韩城几天的驻扎，对韩城赤卫队员和向往革命的青年以及进步群众的鼓舞很大，当时的国民党韩城县政府闻风丧胆，防范措施越来越紧，从而使得韩城当时的斗争形势立刻严酷、尖锐和复杂起来。当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民团立即反扑过来，追捕薛和昉、王筠、严文炳和高德辉等领导的赤卫队和共产党人，结果高德辉在11月10日不幸被捕，12月19日被反动政府残酷杀害。高德辉的死对韩城早期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敌我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越发残酷之时，白色恐怖的气氛也就显得越来越浓重，致使韩城党的组织一时之间很难在当地立足。因而，根据省委会议的慎重研究，决定将薛和昉和樊德音等同志调动到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工作，1933年2月他们离开韩城赴省委履职。根据省委当时工作的需要，薛和昉分别担任过省委交通处处长、技术处处长、发行部部长等职务，后又担任省委巡视员，主要是在渭南、鄂县一带工作，主抓当地地下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

    （三）危难时保护党的干部

    1933年春，党在陕西省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省委又调动薛和昉到西安市委任组织部部长，仍兼任省委技术处处长和省委巡视员等职务，同时也是贾拓夫、汪锋等同志在西安市接头的唯一联系人。

    为了既隐蔽又有效地开展党的工作，薛和昉用二十六块银元，在西安市租赁到一个独院，门牌是西安市甜水井48号，以此作为中共西安市委的机关之一。时常住在院内开展工作的人就是薛和昉、任学琴(又称任雪琴)、周凤鸣三个人。后来，薛和昉知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正式建立起来，红二十六军的士气高昂、声势浩荡，他见到刘志丹与习仲勋等同志互相交流，深受启发。薛和昉为革命工作也去过三原武字区等渭北根据地，亲身体验了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轰轰烈烈之场面，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很想投入到根据地那种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战斗中去。为此，他曾经向省委提出想要调动到根据地去工作的申请，但是省委没有同意，因为薛和昉是一位难得的高材生，具备机关工作的能力和对党忠诚的意志。

    1933年春，国民党调集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陕甘边苏区，由其队伍中的一位骑兵团长(系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泰吉任总指挥。在陕西耀县带团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七天后，义勇军进发三原，在鲁桥镇与敌孙友仁部激战，因寡不敌众，王泰吉率百余人突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在陈家坡会议后，成立了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由王秦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1933年11月，包家寨子会议又决定，撤消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1934年1月，王泰吉辞去师长职务，要求再次做兵运工作，计划劝说刘桂堂的万余土匪武装“山东人民军”举义抗日。师党委同意并决定由刘志丹接任师长。随后。王秦吉化装进人敌区，当他行至淳化县时，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对革命事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在当时那种“左”倾路线的不良影响下， 西安市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开会，公开收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在一些电线杆子上悬挂红旗。从表面上看起来，工作闹得沸沸扬扬、风风火火，而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却并不扎实深入。正因为此类“左"倾冒进思想的的严重泛滥，党内的许多同志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致使多年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陕西地下党组织被暴露了。这时，国民党驻守陕西的部队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门楼上都加了双岗，戒备森严，甚至在新城的城墙上还架起了机关枪，开始对陕西地下党秘密进行搜捕。

    1933年的三 四月间， 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一说是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称陈建中)被敌人逮捕了。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转移到南京，用了许多手段，终于把他给收买了。但是，当时的地下党组织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认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被捕过一次，表现尚好，没有变节，这次也会经得住考验，因此对其没有丝毫的警惕性。直到程建文带着国民党的特务队到西安市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时，组织上才知道程建文已叛变了革命。一时的疏忽大意，使得陕西的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1933年8月6日(农历六月十五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袁岳栋(又名袁栋材，其化名是小章、笑张、箫章)与省委常委、省委军委负责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又名杜振庭、杜振清、杜励君)，以及省委的高岗、贾拓夫等人在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党的近期工作及王泰吉率部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发展等问题时，突然发现他们开会的现场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于是就决定立即突围，结果只有高岗、贾拓夫二位同志成功突围并脱险，袁岳栋和杜衡却被敌人抓住了。因为当时袁岳栋和杜衡都是陕西省省委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省委军委组织机构的状况和党的重要秘密，一旦他们也像程建文那样做叛徒，对党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尽量缩小损失，贾拓夫立即通知薛和昉，说明了突发情况并要求立刻转移。当时，薛和昉整理出所有重要的保密文件，交给了贾拓夫。并于贾拓夫走后，就立即将装有油印机和剩余的宣传品箱子急忙送到一位老乡家里保存，后由我党人员孙作宾带走。即刻又在斜对面的大车铺里，雇了一辆马车，迅速把任学琴和周凤鸣及日常生活用品搬到了新的市委机关驻地，西安市咸宁学巷11号。 当时，薛和昉任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是与汪锋、贾拓夫等人的单线联系人。为了保护汪锋，薛和昉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在安排好新的市委机关驻地之后，又即刻赶到东大街的一家旅馆通知汪锋同志马上搬家转移，还通知他于当天天黑前去西安东木头市印花布胡同内的一个接头点与贾拓夫会面，研究当下的对策措施。由于事发突然，情况紧急而考虑不周，就近雇用了市委机关原驻地的西安市甜水井48号马路斜对面车铺里的马车而出了问题。此时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叛徒袁岳栋和杜衡的带领下四处抓捕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包围了西安市委地下党原来机关住处甜水井48号院。 当他们扑空之后，就立即去西安警察局找了警察，在敌警局的插手下，很快便在附近居民中打探到，是马路斜对面大车铺里的车夫给薛和昉他们搬的家。于是，特务们胁迫该车夫带路，很快就找到了薛和昉他们新安排好的市委机关驻地咸宁学巷11号院（这些情况都是被敌人抓到的原驻地房东的儿子，在监狱里悄悄告诉薛和昉的)。

    之前，在薛和昉忙于通知汪锋搬家的时候，并不知道事态有了新变化，更不知道此时敌人已经在车夫的带领下，摸到了新的市委机关驻地。他们不仅抓住了刚刚安顿下来的任学琴和周凤鸣，而且，还将她们二人暂且留在院内，并留下了几个特务一同在此蹲守(事后才知道， 被敌人抓住的周凤鸣即刻就叛变了)。当薛和昉通知汪锋立即搬家之后，再次来到市委机关的新驻地给任学琴和周凤鸣二人送生活费并打算通知她们要“暂停一切活动”的时候，刚进门就发现有生人守候。他在院内碰见了任学琴， 还瞥见了程建文和周凤鸣正与另外一些人在上房里说话，他马上意识到那些生人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便不动声色地把在街上给周风鸣买的烧伤药给任学琴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出门外，并迅速朝大门右边的小道上跑去，可是，为时已晚。几个蹲守在院内的特务同时发现他并追了出来，特务们朝薛和昉跑的方向开了几枪，一直追到小柏树林的东拐角处时，才气乎乎的地拉住了薛和昉。

    在监狱里，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企图从薛和昉口里套出其余党的领导人住址，薛和昉坚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敌人不信，再三逼问，把他逼急了，他索性给敌人说个假的会面地址，与事先同汪锋、贾拓夫约定见面的地址大相径庭。故意把西安市莲湖公园门前说成是西安市东大街《世界日报》社门前。而且也故意把与汪锋、贾拓夫约定在上午会面的时间，说成是下午。巧妙地保护了汪锋和贾拓夫二位同志，保护了陕西省委当时党的有生力量。

    薛和昉是民国初期通过国家正规科考的大学生，是革命队伍里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为数不多的北京辅仁大学医科早期科班出身，且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并掌握祖国医学理法方药和辨证施治本领的专业人员。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坚定不移地追随共产党，忠于革命事业，倾家捐助革命事业，一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成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为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受到了祖国医药战线广大工作者的爱戴和怀念。

薛和昉故居

    （四） 创建关中东府游击队

    薛和昉出狱后，几经周折回到家乡。他立即同薛亚杰(时任韩城县委书记)、段洁、冯树勋等党内的同志接上了头，把西安方面的大致情况和他个人从被捕到被释放的详细经过都如实告诉了韩城县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各级党组织的严密考察，证实他确实没有任何背离组织的问题。于是，组织上分配他做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薛和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本村以小学教员的身份隐蔽起来，并暗中与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当时，地方党组织也因陕西省委遭受敌人大破坏的影响，暂时处于半休眠状态。

    1935年，地下党员冯树勋从北平回韩后，经薛和昉介绍到达苏区。冯树勋一到小崖镇就与张邦英接上了头。因为组织已经掌握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的具体情况，遂正式通知韩城县委：“经陕西省委审查批准，恢复薛和昉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三〇年入党时起，连续计算。”同时，省委决定由薛和昉任南区区委书记。此时，又有一个好消息，韩城人姚权也已从敌人的监狱里回来了。当时，姚权在胡宗南部队里做兵运工作，因不慎暴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天水监狱。他在狱中党组织的安排下，成功发动狱中暴动，越狱之后回到了韩城，接替薛亚杰负责县委工作（上级派张成斋恢复韩城地下党组织，在严文炳家的会议上确立姚权任职的决定）。

    1935年秋天， 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对敌作战的过程中，第二次途经并离开韩城之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内的人员都显得惊慌失措。而与此同时，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却又不断地高涨起来，韩城一带的革命形势也逐渐好转起来了。于是，省委会议决定，以薛和昉、王筠和严文炳等同志为主，适时组建成立红二十六军韩城游击队，全称：中国工农红军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十一月，刘志丹命令杨森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骑兵团再次来到韩城，要求韩城县委“筹集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暴动，配合扩大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薛和昉与战友们为了稳妥起见，计划将此次行动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 先组建秘密游击小组；第二步，在秘密游击小组的基础上，再成立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经党组织研究商定，这项工作以清水村为主要基地，再联系周边的高家坡、上官庄、西英村、范家庄、石佛村等地党员和革命群众，酝酿武装暴动。此时，由于党在韩城的活动经费很少，无法为组建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薛和昉就毅然把他爷爷奶奶及父母几辈人多年积蓄的二百五十两纯净的大烟土和家里当年出售棉花的钱以及家里油坊和一部分地契的出售收入，合起来共有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万元巨额资产，都拿出来做为创建红军东府游击队和武装暴动的工作经费。严文炳、高进修、郭德全、段绳祖、冯继华等人也都捐献出自已家相当数额的财物或卖地款。县委交给薛和昉一支二号驳壳枪，严文炳带来红军留给他的一支折腰手枪，后山的一位农民交来了在1932年韩城赤卫队失败后他悄悄藏下来的一支没把子的步枪。同时，他们又委托清水村的河南铁匠王炳儿等人自已造枪。王炳儿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手艺高超，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他勇敢地承担了造枪的任务。他的铁匠铺就设在清水村的东沟大路边上，前面是门面房，后面是窑洞，白天在前面打造农用铁器，晚上在后面的窑洞里造枪筒子。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赶制，终于制造出五支长枪筒和八支“十子连”(十联响)枪的短枪筒。但是，因为没有枪簧等零配件，无法装配成枪。于是，薛和昉交给王炳儿500块银元，派他去河南购买枪簧等制造枪支的零配件。不料，王炳儿在潼关被敌人搜查，并被抢走了随身所带的银元，只好空身返回韩城。薛和昉没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便又将他爷爷留下的三合水磨和二十多亩土地卖掉，将所得款项连同前次部分筹款共计四百多块银元再次交给王炳儿，叫王炳儿再去一趟河南，一定要排除险阻，安全购回枪簧等造枪的配件。临行前，薛和昉和严文炳代表组织叮咛王铁匠，千万要小心谨慎，绝不可再出什么纰漏和差错，一定要保证创建红军游击队的重大任务如期完成。果然，王炳儿这次不负众望，买回了制造枪支的枪簧和零配件，枪枝终于造出来了，游击队员们都非常高兴。此时，时任伪保安队中队长张省三也给韩城县委捐献出二十五板子弹。这样一来，总算是有了建立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的基本家当，这些武器弹药为组建革命武装、打击敌人创造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在正式成立游击队之前，秘密游击小组的骨干人员有：薛和昉、严文炳、薛云亭(又名薛有兴，农民干部，在抗日战争中任团长。后来，在山东博山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永义、薛纪录、王作栋、薛德功、高进修、郭德全、严光裕、高肯构、高登舟、高印斗、段绳祖、冯继华、高万平、韦月盛、高涓儿、张飞步、高生亮等人。当年冬天，他们就做出两件震动周边村庄的大事。一件是缴收了弋家原村保公所的两支步枪，此事做得干净利落，竟无人察觉到是秘密游击小组干的。后来，伪保长高次稳主观地认为村民高尚亭有嫌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了高尚亭。而实际上高尚亭并未直接参与此事，高尚亭出狱后，非常气愤，一怒之下，杀死了伪保长高次稳，自己跑到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另一件事，是游击小组的一些人把当地的宁耀峰家错当成“土豪”给打了，缴获了人家的大烟土一百五十两，还把宁耀峰的祖母烧成了重伤，宁耀峰的家人很生气，要去官府告状，受到宁耀峰的阻止，没有告。薛和昉和严文炳批评了队员们的错误做法，并及时上门抚慰了宁耀峰的家人，承认了错误，返还了收缴的一切资产并赔偿了人家的损失。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准备工作和方案设计，组织认为这次在韩城创建游击队的一切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决定将组织暴动并创建红军东府游击队的计划提前施行。1936年2月20日(阴历正月二十八日)夜里，秘密游击小组的骨干人员薛瑞芝、薛有兴、张智发、薛纪录、薛榜儿等游击队员，按照既定的行动计划，仨仨俩俩地到达了约定地点既地下党员高肯构的家中，等到村中的人都睡定之后，就开始起事。当天夜里，游击队就敲开伪保长高世儒家的大门，收缴了几支步枪。为替高德辉报仇，他们打死了地主李仲文的两个“狗腿子”。接着，照样敲开伪保长薛奋斋的家门，也收缴了几支步枪。这中间，队员薛德功打死了一个保长家中的家丁，还打伤了另外一个家丁，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此，薛和昉对他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教育，一再当众向他讲明，闹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革命队伍打击的主要目标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土豪劣绅和敌伪人员，并再次对大家强调了部队的纪律。此事一经传开，又有许多人闻风而动，参加了游击队，使游击队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此时已有长短枪四十余枝、队员六十多人。2月21日（阴历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游击队全体人员在高桌子（一说提庄岭）村村头的一个打麦场上，举行了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的成立仪式。薛和昉在大会上讲了话，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队伍分为两个中队，编制归属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并宣布了必须遵守的部队纪律；王筠代表省委宣布东府游击队的建制决定；严文炳宣布了红军游击队组成序列决定：由严文炳任支队长，由薛和昉任政治委员，薛有兴、王作栋分别任一、二中队的中队长。中队下设四个分队：一分队队长薛纪录，副队长薛焕运；二分队队长严文炳(兼)，副队长韦月盛；三分队队长王作栋(兼)，副队长严光裕：四分队队长高万平。全支队共有60多人，共备有长短枪48支，还配有大刀、长矛等。

    当天下午，游击队向西北进发，经楼子河到庙底村、门子底村，打土豪张纯、安双喜，沿途张贴《告工农大众书》，当晚，到鲁家圪崂宿营。1936年2月24日(阴历二月初二日)夜，游击队到达马村岭高坤胜家，在一孔大草窑里宿营。高坤胜同情革命，替游击队放哨送饭。游击队在调整了一些具体计划后，划分了活动区域，薛纪录分队在南原和芝水川道一带活动；严文炳分队在英山一带活动；王作栋分队在芝阳北鼎原一带活动；高万平分队在乔子玄梁下区活动。游击队一路势如破竹， 使国民党保甲组织土崩瓦解，土豪劣绅闻风逃窜。同时，四个分队约定于3月1日夜，全部在弋家原高家老户 (祖坟大祠堂)会合。

    （五）奉命到关中特区工作

    1936年2月29日(阴历二月初七)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东府游击第二支队高万平分队在高家坡村处决了高利贷剥削者高有荫之后，按约定时间到与弋家塬高家老户一沟之隔的孙家碾子村，同王作栋分队会合。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番地村宿营。

    当晚，在西番地村小学当教员的县委领导孙昶来到学校。这时人还未睡定，村里鸡叫狗咬，很不宁静。孙昶向他们提议说，巍山庙驻扎着国民党县保安团一个中队，与西番地村只有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危险性大，游击队应当转移驻地。而高万平等分队的领导认为，仅仅在这里停宿一个晚上， 明天一大早就转移，问题不大，于是便坚持在这里宿营。

    西番地在巍山的山根底部，住户的土窑洞随山坡地势分布在上下几层梯形田地的台子上，当时，两个游击分队分别居住在三五家农户的窑洞内，加之游击队员缺乏军事常识，天气又冷，在村头放哨的哨兵，因为寒冷而在硷畔下就地点燃干柴取暖。3月1日拂晓，住在巍山上的保安团中队，居高临下，瞧见了篝火的火光，怀疑有游击队在此活动，就悄悄地摸进了村子，先是趁机抓住了游击队的哨兵，紧接着又占领了游击队驻地并爬到的窑洞的顶上，包围了游击队驻扎的两个窑洞，一瞬间枪声大作，手榴弹集中向窑洞中投去。此时的高万平分队发现敌人后，全体队员立即向窑洞外面冲去，以沟畔、墙基残体作掩护，抵抗了一阵子，替王作栋分队打呼应并掩护他们，最后顺沟突围成功，未有伤亡。王作栋闻讯，也冲出窑洞，为了掩护严光裕、高肯构突围，二次返回窑洞，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了腿，战到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队员王辛亥也在与敌人作战中牺牲。三分队副队长严光裕和游击队员高振虎、 高肯构、 冯成田、刘常山、王立定被捕后遭敌杀害。这一事件在当地影响很大，史称“番地事变”，事发后立即便被刊登在当时的《大公报》等报纸上，传遍了全国。

    因武装斗争受到挫折，一时间敌人气焰嚣张，疯狂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支队长严文炳命令各分队立即埋藏枪支，分散隐蔽，避过风头，坚持斗争。“番地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冯钦斋部傅临光、潘禹九两个营与国民党军韩城县保安团，勾结各乡土豪劣绅等武装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以及赤色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原大地，尤其对武装暴动的中心地区高家坡、 清水村、石佛村、上官庄、赵峰和薛峰川等地区进行反复清剿，对游击队员和家属进行残酷迫害。国民党芝秀乡乡长耿少生一伙连续洗劫了烈士严光裕家3次，将其妻迫害致死，并几次查抄了游击队政委薛和昉的老家，迫使其妻冯珍玉逃亡在外。敌保安团独立大队队长高六儿带人四处捉拿薛和昉等游击队负责人，在合阳县白家沟口与游击队一分队遭遇，一分队队长薛纪录遇害牺牲，副队长薛焕运、队员薛德功等4人随即转移到西边山区乔子玄麻岭和合阳县杨家庄一带活动。在白家沟白银生家隐蔽的薛和昉、刘江霞、薛瑞芝、薛有兴、文少侠等人闻讯立即转移，白银生家却遭到洗劫。此后，芝秀乡乡长耿少生到清水村将薛纪录家洗劫一空，并抓走了其弟薛纪恩、薛纪堂和薛随堂三人，途中杀害了薛纪恩，将其余两兄弟关押入狱。清水村国民党保长薛奋斋，一面抄家，一面声言， “只要回来， 既往不咎”，诱使游击队员回村，薛换运、薛德功，薛成才、薛稳祥中计回村后被枪杀，二分队队员李增乐回村后，也在线阳乡南阳村被杀害。

    1936年3月3日，在澄城县的南棘子村召开了韩城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由姚权、薛和昉和薛云亭向省委正式汇报红二十六军在韩城成立东府游击队之后战斗失利的经过，同时决定薛和昉和薛云亭到省委报到后待命。省委指示并介绍他们到陕西关中特区继续开展工作。

    姚权先行到省委之后，薛和昉和薛云亭出发去西安。当他们二人来到西安附近时，发现敌人在各个路口的盘查都非常紧，因而未能进城。在此情况下，他们随即决定绕道至咸阳，住在一个船户家中等待组织派人接头。其间，为能避过敌人的搜捕，薛和昉一行根据省委的指示，还在泾阳汗堤洞和高陵、仁村等地的水利站内住过，并同霍士廉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省委派姚权来接头，准备一同进人苏区，但是，因国民党的东北军一部正在围剿关中苏区，苏区不大好进，只好暂缓行动。一个月后，当时负责西安市委工作的姚权再次被捕（姚权，又名姚仁夫，陕西韩城西庄街人。被捕后敌人将他一只耳朵割掉，他没有向敌人屈服。解放后，姚权被错误地当做叛徒受到管制，数年一直在村上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好在“文革”后得以平反昭雪。当平反通知书寄送到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当天，正是老人家不幸逝世之日。三天后，村干部将平反文书送到姚权家，子女们欲哭无泪。此时，老人带着遗憾已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薛和昉及时得到了消息，一面立即用隐语给霍土廉写信说：“姚被鑑玉先生请去”，一面同薛云亭连夜徒步赶往宝鸡。二人因无盘缠，就装作打零工的农民，在途中给农忙时节的人家边打短工边赶路。当赶到户县后，薛云亭提议，可以到咸阳去找余允江（又名于永江)带路去苏区。因为余允江当时暂住在咸阳的亲戚家，他曾经参加过渭北游击队，其老家也在苏区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也认识薛云亭。于是，二人又悄悄地回到了咸阳。在咸阳，他们不仅见到了余允江，又遇到了霍土廉，四人一合计，决定分头行动。薛云亭先留在余允江家待命，薛和昉同霍士廉到澄城县去找当地地下党的同志联络。可是，当薛和昉和霍士廉刚到澄城，找到地下党人雷震东家时，打探到雷震东已于数日前被捕。好在敌人未留人蹲守，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于是，二人未敢久留，又立即返回咸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重新研究对策。几天后，终于拟定出一个办法，他们化装成“麦客”，一路上，给正值收获季节的农户人家打短工、 割麦子，终于避过了敌人耳目的盘查。薛和昉与霍土廉、薛云亭、余允江等人一起，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终于辗转来到了关中苏区。那时，四个人都只有一门心思，就是恨不得一步跨入苏区，及早投入到党组织的怀抱之中。

    薛和昉一行4人辗转到达苏区的那天，恰好是1936年的端阳节，他们先是遇到了在陕西省委一同工作过的汪锋，讲到自从在西安分别后的一些情况和变化。随后，习仲勋也于同年秋天参加在陕北保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正式调来关中苏区任特委书记。当习仲勋听到薛和昉等同志也来到关中苏区的消息之后，真是又惊又喜，他立即赶过来看望同志们。大家在一起互致问候、亲切交谈、有说有笑、非常高兴，使同志们感觉到就像是又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作者与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丽玲在薛和昉家乡清水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民中实地采访留影

    （六）由关中特区到边区政府

    1936年3月3日 (阴历二月初十日)前后，高印斗由苏区搬兵回韩，中国工农红军欧阳钦部一个营又到达香山寺， 由于发生了“番地事变”，与游击队接不上头，遂与国民党县保安团在薛峰山区打了一个遭遇战后，回师陕北。

    因这次武装暴动的失利，韩城县委组织委员王筠召集薛和昉、严文炳等人在澄城县南棘子村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安排了工作，薛和昉代表游击支队起草了《告韩城工农大众书》，广泛张贴、散发，说明游击队还在继续战斗，以鼓舞斗志，安定民心。至此，游击队其他干部和队员相继转入地下，隐蔽待命。薛和昉奉省委指示赴关中苏区工作，王筠、严文炳因在韩城难以立足，暂住合阳地下联络站刘江霞家待命，后由延安我党组织安排赴南京学习无线电业务。严文炳在南京学习期间，被已叛变的陈建文发现（因二人在省委工作期间是同事），不得不中途返回而终止学业。王筠学习期间使用化名，又与陈建文不相识，学习到年底，恰遇西安事变，后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开始，陕西省委召回王筠，王筠与刚被从敌监狱解救出来的赵伯平肩负着党中央探测红军东渡黄河的线路之重任，在韩城与山西运城之间规划出一条大军东渡路线，被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用。此后，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暂停了在韩城的武装活动。

    薛和昉等同志进入关中苏区根据地之后，经关中特区党组织研究，给他们四位同志都安排了新的工作。薛和昉先被安排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工作，管理红军部队的经费和日常事务。其间，薛和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还担任过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和三八五旅驻旬邑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在红军游击队工作期间，薛和昉在关中特委和习仲勋的领导下，经常同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关中苏区的大山里进行对敌斗争。他们爬山越岭，迂回作战，穿插于梢林之中与敌周旋，抓住有利时机打埋伏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保卫了关中苏区革命根据地。虽然说薛和昉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接到省委通知转赴苏区的时候，时间紧急，加之因战乱和匆忙而未及带上自己的组织关系，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对此深表关切，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1937年，经习仲勋亲自介绍、党组织严格考察后，关中特委决定派特委组织部部长杨成森找薛和昉谈话，正式批准薛和昉重新入党，党龄依然从1930年起，连续计算。

    薛和昉自1932年6月与陕北革命创始人刘志丹、黄子文、习仲勋等相识于韩城香山寺后，他们之间便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尤其是他用所掌握的中医技术为习仲勋和战士们治愈枪伤与其它疾病之后，给革命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薛和昉又奉命调任关中抗日救国会任主任。1937年8月， 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公开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又将第八路军的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随后，薛和昉于1937年8月至1938年底，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旬邑、淳化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接着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在新正县马家堡召开，会议选举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1939年5月，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府专员霍维德调往延安后，习仲勋兼任专员和新正县县长。1941年7月，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会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召开，选举习仲勋连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1941年，关中分区为了贯彻“三三制”原则，在分区和各县进行选举试点，摸索实际经验。1942年以后，“三三制”原则在关中分区得到了全面贯彻，使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

    1939年初，薛和昉调任关中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又称秘书主任)，是当时关中苏区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秘书工作的负责人。同年秋天，他又奉命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负责文书工作，兼任文书科科长，从那时起，齐心、赵仓壁、丁良祥、胡明、戈一等同志都先后到文书科在薛和昉的领导下一同开展工作。 薛和昉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还负责兼做林伯渠、董必武、习仲勋、谢觉哉等领导同志的文字秘书工作。1945年初，薛和昉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书记长，这期间，他协助时任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在边区政府的法治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主张对犯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尽量不触及皮肉，不搞体罚，以劳动改造为主，适当开展文娱活动，得到了中央政府毛泽东和谢觉哉等领导同志的肯定与支持。1945年秋至1946年秋，薛和昉还多次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分别兼任过选举团团长、公粮征购团团长和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从1936年到关中苏区起，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61年初，他一直都在习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党兢兢业业地开展工作，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薛和昉曾多次对子女们讲起过当年在关中特区根据地和延安地区边区政府工作时的经历，他说到那时候的部队条件很差，行装简陋，而山上梢林里的气温又很低，每到夜晚，战土们只能和衣露宿在山林之中，身体往往会被冻得颤抖不已，有时，战友们会因为寒冷而发生各种疾病。薛和昉既会中医又懂西医，不仅随时为干部和战士们医治伤病，还根据季节变换的情况，提前熬制中药汤剂，进行集体性的预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治病防病的作用。习仲勋看到薛和昉常常为了给战士们治疗枪伤和突发性疾病而不顾自己的身体与劳累，就更加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在山里梢林之中宿营时非常寒冷，习仲勋就拿来自己仅有的一条棉被与薛和昉合盖，二人在异常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这种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一直保持到他们都已经迈入老年之后也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薛和昉在回忆起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和经历时，常常会感慨不已。

薛和昉故居前民间传统艺术照壁

    前面讲过，薛和昉是一位于192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学生、老中医、老红军、老革命领导干部。他倾家捐助革命事业，将二百五十两纯净的大烟土、二十多亩土地、以及当年四合水磨、两间油坊的收入和一些古瓷器等，全部捐献给党组织和红军，现估价值约合一千多万元人民币。

    他参加革命后，历任韩城县基层党支部书记，韩城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陕西省委交通处处长、技术处处长、发行部部长、巡视员，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政委，曾在关中特区红军游击队指挥部管理红军部队的经费和日常事务，后任第十八集团军驻旬邑、淳化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关中特区专署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书科科长兼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文字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法院书记长，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团团长、公粮征购团团长和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解放后陕西省白水县首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代理部长，甘肃省委农村工作调查组组长，兰州市园林局党委书记、局长，甘肃中医学院党委委员，甘肃中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政协甘肃省委常委等职。

    （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这一时期，他还兼任过绥德地委（也称绥德分区）书记和西北土改工作团政委。虽然他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他还是非常重视土地改革工作的进展情况，亲自领导当时的西北土改工作。尤其是在1946年春至1947年冬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关心并亲自领导了这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薛和昉也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习仲勋抽出许多时间，同薛和昉及西北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一起，在陕北的绥德、米脂、志丹、子长、子洲、延川、延长、清涧、横山、神木、葭县、镇川、吴堡等地大力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其间，习仲勋于1947年3月至7月，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曾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作战，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及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 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参加了这一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重要会议。在会议之后，由于全局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调习仲勋离开前线，到后方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这一阶段， 除做好其他重要工作外，习仲勋仍然十分重视边区的土改工作，继续深人土改工作团具体指导土改中的各项工作。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薛和昉一再强调土改工作团的工作人员们要遵守群众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他们常常与贫苦农民们促膝谈心直到深夜，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土改工作中的问题，并将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及时推广到各地区；他们经常教育干部要认真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做到既不漏划一户地主、富农，也不错划一户中农；薛和昉和工作团的工作人员们反复耐心地对中小地主和富农讲明党的政策，每当他们发现在执行政策方面出现偏差问题时就会及时予以纠正，不留隐患。

    例如，绥德县著名民主人士安文钦先生是清末秀才、开明土绅，因与共产党真诚相处，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的副议长。土改中，安文钦按照党的政策主动捐献出自家的一些房屋和300垧土地（一垧土地约合3亩地)。但是，仍有少数“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员自作主张地给安文钦戴上了高帽子批斗、游街，不仅没收了他家的其它土地和住宅，还将他的家人扫地出门， 甚至想要给安文钦本人灌大粪。此时，薛和昉闻讯之后，迅速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薛和昉立即带人赶到批斗现场，坚决制止了这种错误的蛮干行为。后来，林伯渠和习仲勋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建议由安文钦先生在边区政府追悼李鼎铭先生的大会上致悼词。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 并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安文钦，还委托林伯渠、习仲勋和薛和昉等人代表他到安文钦先生家中向其赔礼道歉。此举使安文钦深受感动。1949年，安文钦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他还被连续选举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在进行土地改革期间，习仲勋和薛和昉等人每到一个地方，从来不搞特殊化，总是率领工作团的工作员们分散住在贫雇农的家中，与贫雇农们同吃同住，促膝谈心，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几乎每天都是以两顿高粱面糊糊和酸菜果腹充饥，但是，他们依然克服各种困难，一心一意地做好工作，我们尊敬的齐心阿姨当时也在西北土改工作团工作。 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在食宿方面与大家一样，统一安排，从不挑拣。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房屋、粮食时，土改工作团坚持一视同仁、端平一碗水，做到不偏不倚、合理分配。薛和昉两年多的时间里，领导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在习仲勋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事关大局、极为重要的边区土改工作任务和工作试点，解决了民众的土地和生活问题，有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自救、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肯定和表彰。

    1947年秋，薛和昉随同习仲勋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薛和昉为会议起草了多篇报告和文件，而且还受邀参与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撰写和前期制定工作。同年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因为习仲勋特别重视土改工作，并且亲自参加领导了西北土改工作，相当清楚地了解土改工作中的问题，他曾就发生在“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 的情绪”和“按照老区、半老区、新区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直言，提出要反对“左”倾情绪，明确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 倾形式主义。”他还列举了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反政策的现象来说明问题。对此，毛泽东做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及“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的批示。不久，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即颁发到了各个解放区。

    土改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安排薛和昉在西北局办公厅担任一些领导工作，薛和昉却主动向习仲勋请求要去相对比较艰苦的基层地区工作，经组织批准，他于1948年初，担任刚刚解放的陕西省白水县第一任县长。这时的白水县尚处在敌我拉锯战之中，薛和昉随军来到该县就职，一面广泛发动群众，严厉打击并惩治暗藏的敌特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号召人民团结，并发动一切力量，争取彻底胜利；一面在局势稍加稳定后，既对工商业实行了民主改造，他还动员当地开明士绅、煤矿资方和进步人士捐献了大量资金，并组织力量把这些资金及时送达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对敌斗争。薛和昉在白水县工作期间，下令扩建当地煤矿，发展地方工业，整修当地文史馆，保护历史文物，大抓粮食生产，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让群众尽快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及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表彰奖励。

    1949年底，薛和昉奉调调离开白水县，到西北局另有任用，当地群众知道此消息后，自发地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充分表示出不舍之情和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赞赏与拥护。此后，薛和昉又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1950年春，薛和昉奉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经常带领干部去农村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基层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时刻不忘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不断纠正错误做法，推广好的典型经验。有一次，他同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坐车去开会。在车上，彭德怀问起他是哪一年参加革命工作，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薛和昉回答说：“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入的党。”彭老总听了之后，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说：“噢！像你这样三十年代之前参加革命并加人共产党的大学生，在我们党内并不多见。“习仲勋听到后笑着对彭老总说：“他可是我们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啊...…”1951年12月，薛和昉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习仲勋的秘书，随同习仲勋代表党中央、政务院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行返回西藏，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民族工作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和体会。

    齐心老阿姨曾经先后三次、前后共有好几年的时间和薛和昉在一起工作过，一是在西北土改工作团，二是在边区政府文书科，三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齐心老阿姨说起薛和昉的为人和品德时赞不绝口，她说道：“在我的印象里，和昉同志文化水平高，性格直率，工作上有担当，也很认真负责，他待人亲切和蔼，对任何同志的态度都很好，对一些同志的错误和缺点总是在指出来的同时，进行耐心地引导和帮助，很少发脾气，所以同志们与他很容易相处，也很乐意和他在一起工作。他夫人申植同志我也很熟悉，她也和我一起工作过多年，申植同志虽然外表柔弱，但内心是很坚强的，在工作上也很踏实很本分，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

    （八）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工作。

    一、为弘扬发展新中国的中医药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薛和昉在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之前，就已经认真地通读了许多中医药书籍，而且能熟练地背诵其中一些经典著作的章节。同时，他追随当地的名中医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与实践，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理法方药知识和辨证施治的本领。后来，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常以此项技能为同学、同事、朋友和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战士及群众诊脉开方、治疗疾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还为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中央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及群众诊病开方，且很有成效，故而在机关干部群众之中传为佳话，竟至小有名气，以致周恩来总理也称赞他说：“和昉同志真是一专多能啊！”后经习仲勋推荐，又经组织严格考察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他为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

    远在1951年12月，薛和昉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习仲勋的秘书，随同习仲勋代表党中央、政务院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行返回西藏，又于1952年冬，党组织调薛和昉随习仲勋一起到北京工作，他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其间，他提出的“把中西医技术结合起来”的建议被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采纳后，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委派他到华东、中南、西南等全国各地考察并寻访中医界名医人才。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薛和昉寻访到不少技术精湛的名老中医。同时，他还在工作中与京城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以及各地的许多名老中医成为挚友。回京后，薛和昉力荐许多有名望的中医专家进入公立医院或公立的中医研究机构工作。这些远近闻名的中医专家在薛和昉的精心协调下，分别被安排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以及几个中央部委主办的医院工作。在工作报告中，薛和昉提议给这些名老中医较高的工作薪酬和生活待遇，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从而使得他们都有了相对更好一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出各自特有的技术专长，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来，有不少的中医如萧龙友、施今墨、叶心清、韦文贵、方药中、孙惠卿、蒲辅周、魏龙骧、岳美中、李介鸣、任应秋、王文鼎、路志正、王朴成、王舜耕、余无言、沈仲圭、巩自清、李重人、刘渡舟、龚志贤、杨济生等人都成为闻名遐迩、名不虚传的一代中医专家、国医圣手。尤其是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推荐的一位中医专家叶心清在周总理的特批下远赴国外，利用纯粹的中医针药结合技术，为当年来我国访问的也门国王穆罕默德治好了久治不愈的疾患，获得了“东方神医”的美称，一时间享誉世界，传为美谈。后来，为了加强中医工作，还专门聘请章次公、秦伯未、韩刚和沈德建等中医专家做卫生部的部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