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母亲读书的3年,是鸿玲尽孝的3年,也是她将母亲作为病案,仔细观察、积累经验的3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能让母亲身体更舒适;说什么话,能让母亲精神更愉悦,鸿玲都铭记在心——这也成为她当好一名医生的开端。
1983年,鸿玲结婚了。到上海第一次见婆婆,她就被吓住了。婆婆牵着她的手,偷偷撩起自己的衣服,给她看自己的胸脯,说:“丫头,你看,我病成这样了,估计活不长了,你们要好好过啊。”
看见婆婆的乳房已肿胀溃烂,鸿玲又难过又焦急:公公已不在人世,婆婆得了乳腺癌都不敢声张,怕给亲人添麻烦,这是多么忍辱负重的母亲啊!
“妈,您跟着我们吧!”鸿玲恳切地说。自己的母亲已经离世了,有什么理由不把另一位病重的母亲带在身边呢?
就这样,鸿玲带着婆婆来到了北京。那时,她刚从浙江调到北京,在基建工程兵门诊部工作。在北京的诊治,给婆婆下了“只能活3个月”的判断。但鸿玲不信这个邪,开始从改变婆婆的饮食起居和用药上入手。
鸿玲将夫妻俩的工资全部交给婆婆,让她自主安排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使老人在有事可干的充实生活中保持精神的愉快;她根据婆婆的体质安排食谱,又配制了蒙药让她服用,通过观察疗效来确定药量的增减。在适当的时机,她才让老人接受了手术。
谁也没想到,被判只有3个月生命的老人,竟活了17年!这17年,鸿玲与婆婆在同一个屋檐下相依相伴,从没红过脸,老人开心地度过晚年,直感叹摊上了个好儿媳、好医生。
“保健”研究出大名堂
1990年,由于部门调整,鸿玲调到总政白石桥干管处第六干休所,从事保健工作。起初,她很失落:自己本来是一名有经验的眼科大夫,现在却要丢掉专业,搞“无关痛痒”的保健工作,这能有什么作为呢?
但很快,鸿玲发现保健里有大文章。她在干休所面对的老干部,全是在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人,他们经过了金戈铁马,如今却被岁月打垮了,疾病缠身。而保健,是提高他们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能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更快乐。
鸿玲开始沉下心来,研究她的病人们最需要什么。她发现,心脑血管病和癌症是威胁老人健康的两大克星,而她从小就接触的蒙医蒙药正好在治疗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方面有独特疗效。她从母亲早年服用的“血疙瘩方”开始,琢磨其中的药理,并有意识地向老蒙医求方子。
对搜集到的民间蒙药方剂,鸿玲不是盲目采用,而是反复试验。“老祖宗的东西,只有我研究明白了,才真正变成我自己的东西。”鸿玲认为,蒙医药知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讹传、纰漏,需要不断修正。更何况,现代人的体质和生活环境都大大异于过去的蒙古族人,需要在药剂配方、药量上改进。
鸿玲的试验最先在患乳腺癌的婆婆身上收到疗效。按她的药方进行调理,婆婆的脸色明显红润了,身板硬朗了,癌症得到控制。有些病入沉疴的老干部用鸿玲的蒙药方子治疗后,居然收到了在大医院花费巨额医药费也收不到的疗效,大家对鸿玲的信任与日愈增。
一次,一个老干部因为心脏不好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老人的家属对这闹了20多年的心脏病犯愁不已。鸿玲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让我用别的方法来治一治。”
原来,经过长期研究和观察,鸿玲发现许多所谓的心脏病人其实病根并不在心脏上。鸿玲认为,这个老干部的病可能由神经焦虑引起,便配制了一些蒙药,竟奇迹般地治好了老人隔三差五要犯的病。
鸿玲治癌症和疑难杂症有神奇疗效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托朋友的关系找到她。“这些人都是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找到我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每治一个病人方法都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鸿玲说。
来自内蒙古的马维(化名),是有名的收藏家。患上淋巴癌后,马维经过几次化疗,毛发尽脱,看到他的人无不惋惜:这样一个家财万贯的人,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啊!马维自己也悲观厌世,一度将收藏品赠与他人。
自从遇见鸿玲,马维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服用了鸿玲专门为他配制的蒙药后,他感到生命与活力又渐渐回到了自己身上,毛发长出来了,脸色不再苍白,他甚至兴致勃勃地重拾收藏事业。
对待癌症等疾病,鸿玲有自己的哲学生命观:“治癌症就像与癌细胞斗心眼。你狠他也狠,你打他就躲,你压他就反弹。在无法彻底消灭他的时候,只有避其锋芒,麻痹他,才能为自己赢得时间。”因此,鸿玲的治疗绝不是集中摧毁癌细胞,而是培养壮大有生细胞的战斗力,从而抑制病菌的生长。
现在,在鸿玲手上的癌症病人,有高官富贾,也有平民百姓,但对她而言,都是平等的、有着生命渴求的病人。她能利用的一点小小“职权”是:请那些愿为治病一掷千金的富人,为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承担一些药费,而她自己则无偿帮人医治。就是这如今社会不多见的善意举动,为鸿玲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良医需要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我只是想做一名良医而已。”鸿玲说。她的愿望是,退休后回家乡为乡亲们诊治,让更多看不起病的穷人重扬生命之帆。
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