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國引進了西方語言學，其文字觀是這門學科的基礎理論。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認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1]

    一、在論證這一文字觀是錯誤的之前，先談一下，人類爲什麼要創造文字？什麼是文字？文字的本質是什麼？文字的共性是什麼？

    人類初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語言從口發出，由耳接收，是以“音”示“意”的聽覺符號。人類自然會說話，但只能近距離交流，而且語言一發即逝，不能留存，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爲了把語言表達的思想讓遠方的人和後人知道，人類在語言的基礎上創造出了用手發出，由眼接收的文字。文字是人類創造的新的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這種工具是由字形、呈現字形的方式（刀刻、書寫、打字、印刷等）和存留字形的載體（甲骨、竹簡、紙等）構成的，三者缺一不可。文字的本質是字形，字形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字形是由字母拼合的，“字母”的概念是中國宋代文字學家鄭樵在《通志·六書略》中提出的：“許氏做《說文》，定五百四十部爲字之母。”

    漢字字母是部首，英文字母是ABC等26個圖形。一切文字都有字形，都有字母，都表示意義，都和語言有聯繫，都能讀出語音來，都是寫文章的，都需要學習，這是文字的共性。有了文字這一工具，從此，人類開啟了文字教育。文字使人的交流和思想的傳播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提高了人的思維和認知能力，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使人類進入了文明時代。文字的創造和改進是科技發展史的重要內容（造紙術、印刷術、激光照排、電腦打字、屏幕顯示、電子郵件等）。

    二、爲什麼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這一文字觀是錯誤的？

    因爲文字不是錄音機，記錄不了有聲的語言，而且“書寫符號”的提法沒有揭示文字的本質，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是由眼接收的視覺符號，用筆“書寫”只是呈現字形的一種方式（還有刀刻、印刷、打字等）。有人會說“我能把他說的話記錄下來。”這不就是用文字記錄語言嗎？這是迷惑人的假像。你能記錄，是因爲你學過文字，文字和語言在你大腦中建立了聯繫，你聽到語言後可以記錄，但書寫的是字形，不是語音，是你聽到的以“音”示“意”的語言通過你大腦轉化成了看到的以“形”示“意”的文字。你可以看懂記錄的文字表示的意義，但聽不到說話人的語音了。你可以把記錄的文字讀出來，但那是你的讀音，不是說話人的語音了。也就是說，你記錄的不是有聲的語言，僅僅是語言所表示的意義，因此，文字是記錄意義的視覺符號。語言和文字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人通過學習文字，在人腦中，意義使視覺的文字和聽覺的語言建立了聯繫，因此，無形的語言可以寫成有形的文字，無聲的文字可以讀成有聲的語言。這是聽覺的語言和視覺的文字通過人腦進行相互轉化的現象。而“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的說法把文字當成錄音機了。這種說法的錯誤是把文字等同語言了，所以西方語言學家就把用文字書寫的文章叫作“書面語言”或“寫的語言”（Written language），把英文叫作英語，把法文叫作法語，不區分語言和文字，抹殺了聽覺的語言和視覺的文字的本質區別。

    文字不是記錄語言的，而是記錄意義的，因此，把用文字寫成的文章叫作“書面語言”是錯誤的。

    三、爲什麼西方語言學家會認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呢？

    因爲西方語言學家研究的是拉丁字母文字，而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是通過分析語音創造的，他們認爲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字母表示音素，字母的拼合表示音素的拼合，字母拼合的文字單位表示語言單位，於是西方語言學家都接受了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提出的“文字是語言的符號”[2]這一看法。當時文字是書寫的，所以長期以來，西方語言學家就認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把文字等同語言了，他們一直是“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3]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在其《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文字表現（代表）語言”。[4]

    索緒爾還是把文字當作表現語言的手段。他坦率地承認“由於不能直接掌握語言的具體實體或單位，我們將以詞（文字）爲材料進行研究。”[5]也就是說，索緒爾雖然強調“語言學的對象是只研究口說的語言，不研究書寫的文字。”[6]但實際上，他並沒有研究語言，而是在研究文字，是把文字當成了語言，把“文法”（Grammar）當成了“語法”。也就是說，整個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大廈就是建立在“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這一錯誤的文字觀基礎上的。

    四、爲什麼西方語言學家沒認識到拉丁字母文字是以“形”示“意”的視覺符號？

    受西方還原論（Reductionism）思維的影響，西方語言學家認爲：語音的最小單位是音素，語音由音素構成，音素是獨立存在的，字母表示音素。其實，人發出的表示意義的語音是“語流”，而“語流”是不能切分的。音素是從“語流”中分析出來的。“語流”中不存在獨立的音素，而字母的圖形是獨立存在的，字母之間是有間隔的，如：/ma/。可見，字母表示的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語音——“語流”，拉丁字母文字並不是表音文字。其實，西方人分析的是無形的語音，創造出的是由字母拼合的字形，西方語言學家沒認識到：字形才是文字的本質，文字都是以“形”示“意”的視覺符號。

    索緒爾發現“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7]“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8]索緒爾看到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不適用於漢字，遺憾的是他沒有反思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是否正確，而是採取了把漢字排除在外的做法。索緒爾把文字分成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兩類，認爲漢字是表意文字，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並指出“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文字”。[9]

    索緒爾把漢字排除在外的做法是不對的，怎麼能不研究漢字呢？他這樣做，本身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不適用於漢字的文字觀能說是“普遍、通用”的學說嗎？

    雖然索緒爾指出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只適用於“表音文字”，不適用於漢字，但中國老一代語言學家卻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呂叔湘認爲“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0]徐通鏘也認爲“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1]如下圖：

    留學法國的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說：“回顧一生的工作，我不過是把西方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拿到中國來用了而已。”

    五、西方語言學的錯誤的文字觀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危害？

    中國語言學家爲什麼要接受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呢？是因爲他們要把漢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他們認爲中國文盲多，是因爲漢字難學造成的，於是他們爲國家制定了中國文字改革的總方針“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語言學家通過分析普通話語音，用拉丁字母設計出了一個準備取代漢字的《漢語拼音方案》。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至今仍寫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

    文盲多是因很多人沒有上學的機會，怎麼是因漢字難學造成的呢？進行文字改革的理由是欺人之談，要把漢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是絕對錯誤的。無漢字乃無《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道德經》等大量漢文典籍，漢字乃中國文化之載體，無漢字乃無中國文化，廢漢字乃滅中國文化。文字改革才是真正革中國文化的命，其危害遠大于十年文革。

    根據“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的文字觀，中國語言學家把用漢字寫的文章叫做書面語言，認爲“現代白話文是現代漢語”，[12]“古文是古代漢語”。[13]古代漢語早已消亡了，現代人當然要講現代漢語，在中國語言學家的大力推動下，中國基礎教育由教“經典古文”改教“現代白話文”，從而改變了中國千百年來所形成的教育傳統。

    “古代漢語”一發即逝，不能超越時空，但“古文”可超越時空，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古文怎麼是古代漢語呢？中國古人是區分語言和文字的。西漢楊雄在《法言》中指出“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他看到了語言和文字的本質區別，對聽覺的語言和視覺的文字做出了明確的區分。中國人知道，漢語不是漢文，漢文是用漢字寫的文章，是古文和白話文的總稱。漢語、漢文和漢字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中國漢代“獨尊儒術”，漢代許慎因讀儒家經典而創建了中國文字學。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闡述了文字的重要性，他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的文字觀認爲：無文字就無經典，有經典才能開啟王道政治，文字是超越時空的，前人的思想是靠文字傳承的。

    自漢代開始，中國基礎教育是只教孩童識字、讀書，識的是“繁體字”，讀的是記載著儒家思想的《四書》《五經》等經典古文。

    白話文出現後，中國古人爲什麼繼續教經典古文，不教白話文？古人覺得這個傳統沒有必要改。因爲白話文不用教，凡是“讀經”的人都具有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可一舉兩得。曹雪芹和魯迅都是只學經典古文，但都成了白話文大師。也就是說，從小只學經典古文，既讓孩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滋養、傳承了中國文化，又使他們獲得了全面和高水準的漢文讀寫能力並提高了思維和認知水準。

    爲什麼白話文不用教？因爲白話文的漢字都來自古文。“矛盾”一詞來自古文“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老師”的“師”來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師”。“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中的漢字，哪個不出現在白話文中？因此，學了古文就等於學了白話文的漢字。人們是用當下的語音來朗讀古文的，而人自然會說話，所以學過古文的人看到白話文可以無師自通，不用教。古人造字，造到一定數量時就不造新字了，而是根據漢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義的兩字詞和多字詞。也就是說，先產生的古文是漢文的基礎和源頭，而學習任何知識自然從基礎開始，我國古代的教育傳統先教經典古文是自然形成的，是符合教學規律的。幾千年來，中國的教育傳統沒有改變，才使中國文化代代相傳，沒有中斷。

    但今天中斷了。在錯誤的文字觀指導下，中國基礎教育多年不教經典古文了，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幾代中國人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他們讀不懂古文了，不瞭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了，沒有受過儒家思想的教育，沒有了中國人的精神。這不僅降低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還降低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認知能力。這種現象不可怕嗎？中國文化是海峽兩岸以及全球華人共同的精神家園，文化認同是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沒有了文化認同，中華民族還有凝聚力嗎？孔子的儒家思想被西方傳教士介紹到西方後，成爲了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武器，孔子的學說和智慧被西方很多大思想家，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給予了極高評價。拋棄了中國文化，只是經濟和軍事上強大的中國是真正的中國嗎？這樣的中國能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嗎？

    綜上所述，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是錯誤的，這一文字觀的中國化，險些給漢字帶來滅頂之災，還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基礎教育，使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目前，中國的問題是，一方面提要復興中華文化，一方面在大學還繼續教授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這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中國古人的文字觀是正確的，因此，中國應該恢復傳統的基礎教育，把經典古文的教育作爲漢文教學的基礎，否則，中華文化是不可能復興的。

    注釋：

    [1]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第1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2]亞里斯多德：《範疇論》，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59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47頁，商務印書館，1982
    [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47頁，商務印書館，1982
    [5]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159頁，商務印書館，1982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47頁，商務印書館，1982
    [7]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2
    [8]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2
    [9]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2
    [10]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第1期，1964
    [11]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第1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12]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13]王力主編：《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