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就读育英小学时的生活（中）
    育英小学伙食非常好：主食从不定量随便吃，早饭多为大米粥、馒头、花卷，逢单号一人一块豆腐乳，双号则一人一团芝麻酱；有时还会有炸油饼、炸薄脆之类的花样。午饭的菜都会带些荤腥，偶尔还会有煎带鱼、红烧肉之类的——这当然属于打“牙祭”，不常见的；晚饭和午饭差不多，只是菜更简单些，量也少些，但多出了八宝酱菜。
    食堂分为低年级和高年级两个，伙食内容一样。食堂的每张餐桌8个人，每人都有自己固定的餐桌和餐位；每张餐桌每天有两人轮值，负责每餐前将本桌的餐具（每人两只绿地白纹的小搪瓷碗和一双筷子）摆好，再用铝盆将饭菜打回餐桌，把菜给大家分好（赶上改善伙食，须尽量把菜分仔细以确保公平）。饭后由餐者把自己用过的碗筷冲洗干净，经“总值日”（由高年级学生轮流充当）检验合格后，筷子丢进桶里，搪瓷碗码进铁丝编的大圆筐中，最后抬入后厨。午饭后每人还有一份水果（也就是一个梨或几个山楂之类），可以当场吃掉，也可以带出食堂，午睡前后再细细品尝。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老师、阿姨都饿得浮肿了，但我们却一直没怎么挨过饿。菜和油水是少了，但主食不但没定过量，而且一直是细粮。那会儿，倒是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才会尝到挨饿的滋味，这时，伴着肚子的咕咕乱叫，我们自然就会回忆起学校的食堂，恨不得马上开学才好。
    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时那会儿，学校曾号召大家把家里的白菜根、萝卜头带到学校，栽到花盆和烂碟子、破茶缸里培育“再生菜”。一时间，从教室到宿舍，再加走廊向阳的窗台上，到处绿色葱茏旖旎无限；食堂还专门用“再生菜”烹制了一顿可口的大杂烩。可惜，随着食物供应日趋紧张，家家户户都再也拿不出白菜根、萝卜头来，我们的大生产运动也只好就此夭折了。
    那时北京市民凭票每人每月只能买少得可怜的几两肉，家家餐桌寻常见不着荤腥；但我们的食堂还是能定时或不定时为大家打打令人印象深刻的“牙祭”。北京军区曾数次派出摩托化狩猎队去内蒙古大草原，打了许多黄羊，回京后将一部分斩获送到中央机关，机关研究后拨出很大一部分给了育英。所以那段日子，我们可是狠吃了一阵子大有嚼头且膻味扑鼻的黄羊肉，有时，一口下去，大牙会被啥东西咯得生疼。吐出来看时，原来是机关枪的子弹头。那些日子里，我们还吃过有点像牛肉，但比牛肉粗糙得多的鲸鱼肉、从水狸子窝里掏出来的多少有点儿哈拉味儿的大马哈鱼，以及其他各种说不上名来的味道古怪的动物肉……
    也许是油水少，也许是开始进入了发育期吧，反正那会儿午饭既使吃得再饱，下午到了自习时间，我就饿得唆起手指头来了。有位属于“饭桶”级的哥门儿，无师自通琢磨出一种将馒头偷带出食堂的技术，并无偿地传授给了我：先作出悠闲用餐状，神态淡然地将一个馒头掰为两半，左手拿着半个慢慢地啃，右手持另一半挪到桌子下面，瞅准时机，将手中的半个馒头藏进裤兜；待右手中的半个馒头吃完后，不动声色地再拿起一个馒头，慢慢连馒头带手一块放到桌子下面，将裤兜里原有的那半个馒头替换出来。如此这般上下其手，就可将两个馒头分别塞入左右裤兜，然后站起身来大摇大摆走出食堂去了。
    这种难见天日的勾当，自然是不敢让同学们尤其是爱告密的女生发现啦，所以下午肚子一叫，亟需补充能量时，我们就带着裤兜里的馒头，选择女生们绝对不会涉足比如男厕所之类的地方，去垫补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啦。

    （9）就读育英小学时的生活（下）
    育英的住宿条件也很好。学生宿舍楼呈“⺕”形，几排坐北朝南的楼房，各排东头都有出门就是大操场的侧门，西头则连着条南北向的走廊，顺走廊往北，到头是澡堂；澡堂前面又有条走廊拐向了东边。沿“⺕”形楼东头的走廊往南走，一拐弯儿就进入了教学区。
把“⺕”形宿舍楼连为一体的走廊，南端和东北端都加设了楼门。每晚宿舍的电闸按时拉下，两道楼门就会用铁链锁起。
    宿舍楼一律上下两层，男生住下层，女生受优待住上层。
    直到毕业我也没去过楼上，下层男生住的楼布局是这样的：走廊的南北两边是宿舍，除了几个大房间外，基本全是五六个人的小间，房间里，每人一张四周有护栏的小钢丝床，地面铺着紫红色的地板，每学期一开学，我们都会领一罐带着汽油味儿的上光蜡，一寸寸地将地板打摹得锃亮。与屋门相对向的墙上，是一溜明亮的玻璃窗，窗台下面，有一排装有活动拉门的小壁橱。
    走廊北侧中间，并排着两个厕所，厕所里有很多木板隔断开的厕位。南侧则是六排长长的南北向的洗脸槽，每排洗脸槽上端都有条水管，水管上面等距离安装着水龙头。早上一起床，这里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嘈杂最热闹的地方。我常常到大家都去洗漱半天了，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也懒得拿脸盆，只带上把挤了一骨碌牙膏的牙刷，跑到洗脸槽前瞅个空挡，就像美猴王似地蹦到洗脸槽上抢占个位置，打开龙头掬上把水胡拉胡拉脸，然后凑近龙头含上半口水，一边玩儿一边刷牙漱口一边等着脸上的水晾干。一次洗漱完毕，得赶着去早操，忍不住要耍个酷，从水槽上向后一蹦——“砰”的一声闷响，得！脑门刚刚好就磕到了水泥槽上，这下早操我自然也就免了……快到开饭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我的脑袋又伤兵似地缠满了雪白的绷带。很多年后与某同学相遇，同学笑道，你这小头理得不错呀，想当年……哈哈，这么说吧，在大伙儿记忆里，你可天天都满脑袋裹着绷带！
    关于我们如何睡觉，能回忆起来的真不多了，认真想想，倒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件是我们组建“黑虎队”半夜偷桃的事。前面说过，育英校园的西北角有座果园，有一天我在操场边上看到，果园里那片桃树结了不少拳头大的毛桃，看上去挺诱人，后来就跟宿舍里几个有胆量的伙伴儿讲了。一番筹划，决定要成立了小组织，夜里行动，要穿黑衣衫，故取名“黑虎队”……黑虎队很快行动起来：人静夜深，几条黑影先后从宿舍溜出，直奔厕所，打开窗户钻了出去。过程不细讲了，反正最后当我们又从窗户钻回厕所时，每人兜里都有了几只毛桃。桃子好不好吃，不记得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谁还管它熟不熟甜不甜，反正我们躲在被子里把个毛桃啃得咯嘣咯嘣响，那可是浑身通泰，简直是美透了！也幸亏了黑虎队的行动仅有一次（倒不是因我们能迷途知返幡然改进，而是有小伙伴对桃毛过敏，起了一身的大红疙瘩，把大伙的馋虫子给吓回去了），我们才没变成“三只手”的坏孩子。
    还有一件事，就是午睡啦。前面也讲过了，育英有午睡的好传统。大多时候，吃过午饭每人会领到一份水果（无非一个梨、一根香蕉之类，可在餐桌上吃掉，也可带出食堂午睡前后再吃，没啥硬性规定），然后就得在午睡铃响前赶回宿舍了。午睡时间必须睡觉，睡不着闭上眼老老实实装睡是可以的，但偷着玩儿、看小画书不行，说悄悄话更不行。
    习惯一旦养成，不管起初你多讨厌午睡，最终也都渐渐变成了午睡制度的坚定拥护者。我就是这样，小学毕业时不但衷心拥护和热爱午睡制度，而且私下里坚信，像我这么笨的人，脑瓜竟也能一点点变得好使起来，坚持“午睡”，绝对功不可没！所以直到如今，只要条件允许，我每天都要午睡一会儿。

    （10） 
    喜欢上了长足
    育英的学生基本上都住校，走读生极少。学校的大门一向被看得很牢，倘若没有“出门证”，我们根本就甭想迈出学校大门一步。
    星期六下午就不再上课了，学生们吃过午饭，回到教室，静静地坐好，一边翻翻书、写写字，一边等着教室里的小喇叭招呼自己的名字——小喇叭装在四四方方的三合板木匣里，挂在讲台上方的墙上。木匣正面，旋出一个圆孔，上蒙带有紫色花纹的罩布。啥时候有某个机关大院儿的车来校门口接人了，小喇叭就会点着姓名通知这批学生，可以回家了。于是，被点到名字的学生就可以从阿姨那里领到出门证和成绩册，背起书包走出教室，直奔校门而去了。
    那会儿，我们机关和中南海大院两个大院儿的几十名学生，回家、返校时，共用一辆车，人多嘴杂，上了车哄哄嚷嚷的像捅了马蜂窝。我倒是挺喜欢听俩机关的大孩子们吹牛聊天、斗嘴嚼舌头，所以，从学校到机关好几十里地，可在这么热热闹闹的氛围中，我从不觉得这段时间挺难打发。
    不过，四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开始无师自通地“逃车”了。出了校门，赶紧跟司机叔叔打声招呼，就说自己要去同学家做客，不坐车啦。然后马上开溜，顺着公主坟—军博—动物园—阜成门—白塔寺—中南海—北海—景山—沙滩儿这条路线，一路急行军，就走回家了。
    为啥要逃车?这事儿，还得从只跟我们一块生活了一个来月的施老师说起。施老师刚大学毕业，分到育英当了我们班主任。他个儿不高，胖乎乎的特爱笑，看上去非常阳光。和我们才打几天交道，就受到了大家的拥戴。我也喜欢施老师，因为他对所有的学生包括我都很好，凡有人告我的状，他总是把我叫到没人处，耐心地把事情的原委了解清楚，处理问题甚是公道（不像有些老师、阿姨，不问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劈头一顿臭骂，也不论个是非曲直，反正总是你调皮你不对），所以就是犯了错被施老师骂了，也还是觉得心服口服……
    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施老师没露面，听说病了。再后来连着一个星期都没露面，听说是病得挺厉害，已经住进医院，脸和腿全都肿得发亮了，好像是得了肾炎。我开始到处打听，施老师住了哪家医院。一番周折，总算问到了施老师住在阜成门内的那家医院。随后，我从北京地图上找到那家医院所在在的方位，就打定主意，要去医院探望施老师——这就是我最初逃车的原因了。
    我起打小就挺能走道，但那段路比我想象中的要长得多啦，走到阜内大街时，我脚上的水泡就打满了。随着水泡接二连三地磨破，脚底板像着了火，咝咝啦啦地疼。糟糕的是，好容易走到了，传达只从老花镜下瞥了我一眼，甩了句“非探视时间不得探视”就再也不搭理我了。我跑进医院二楼的办公室，好说歹说，把值班阿姨说动了，可我又不清楚施老师具体住哪个病区哪间病房，急得我差点飙出泪来，只好胡乱提供了一堆有关施老师的间接信息，又在几位白衣天使阿姨帮助下，我才终于在病房里，见到了我们的施老师……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还去看过几次施老师；再后来施老师就出院回家养病去了。按说，这以后我就不必再逃车了，但事实上从那会儿起，我不光回机关时逃车，就连从机关回学校时也不再坐车了，我发现，自己竟对长足上瘾了！
    真的上瘾了。虽然周六周日两天跑下来腿肚子会有些酸痛，但那算不了啥；若真是有段时间没能长足，拿浑身的别扭劲儿才真叫难熬！ 
    想想看，无拘无束地徜徉在百万庄那边绿油油的菜地里，脊背上像拱出了一对翅膀，那个痛快就别提啦！菜地里一畦畦的韭菜、莴苣、黄瓜、苤蓝，疥肚子癞蛤蟆在水渠旁笨拙地划拉着方步，多好玩儿啊……有次返学路过，见菜农正刨老韭菜根，听菜农说这些刨下来的老根除了沤肥没啥用了，就随手捡了捧韭菜根塞进书包带回学校，栽进了宿舍楼外的花池里。后来那一小片韭菜长得可旺啦！还有一次，在百万庄附近发现了一排香椿树，就掰了一把香椿芽，回校找个空瓶装子，然后找食堂大师傅，想讨点盐腌咸了吃。大师傅瞄了一眼就说错啦错啦，全是臭椿，吃了要生毛病的。说着一甩手，就把我绿色环保的希望，一股脑丢进垃圾桶了……
    长足途中最有意思的，是钓鱼！鱼钩公主坟商场有卖的，就用那种最小号的，一分钱俩；鱼线呢就用拆被子扽出来的棉线，一段段连起来就能使；鱼饵咋办？自己动手，踅摸上根牛皮筋，套在六寸长的“学士”牌木尺上，就成了一把能将皮筋弹射出去的“手枪”，再找个“百雀灵”擦脸油的空盒就齐啦。待周六午饭后，就可以四处转着去阻击苍蝇当鱼饵了。
    钓鱼地点，自然是在永定河。鱼线短又不结实，所以必须顺着河沿儿，下到水边，用最小号的鱼钩去钓。别看我这钓鱼家什连鱼漂都不用，可照样能钓上鱼来。鱼一咬钩，猛扽鱼线，差不多就能百分之百钓上来——大都是那种三寸来长的小白条。鱼钓上来，就随手丢给菜农们放养的鸭子了。其中的乐趣，就寓于和“钓”有关活动的全过程之中，不像后来我在塔里木河边上下排钩，非得有实实在在的收获才会心满意足。
    细细想来，长足的乐趣还多着呢，比如，走累了，可以爬到阜成门城楼子上去歇歇脚，就便解个手；有闲情逸致了，可以看看大街上刚贴出来的电影海报、看看画像师傅趴在窗前桌台上，用九宫格、坐标纸，一笔笔描画着白石老人的头像；像想学点手艺，还可以去看修车师傅蹲在路边的小马扎上，给自行车轮胎打补丁……或者干脆啥也不看，只管一边走一边脑子里编故事：在一处好似水泊梁山的所在，哗啦啦竖起面招兵旗，我和聚啸山林的众将领们正殚思竭虑排兵布阵。鼍鼓似雷，鏖战尚未开始，风展红旗，胜算已在胸中……

    （11） 
    卫生室和图书馆
    学校卫生室专对学生开放，我因讨厌“来苏水”的那股怪味儿，所以总躲卫生室远远的。我第一次去卫生室是个冬天，俩耳朵全生了冻疮，又红又肿。在外头玩儿没啥大感觉，可回到屋里一暖和，耳朵就开始流水，又痛又痒，痛还能忍，那个痒一闹起来恨不得立马把耳朵撕掉。这天老师见我抓耳挠腮，走到我近前看了看，就叫我马上到卫生室去看大夫……
    见卫生室的小马阿姨举着体温计走过来，我忙说，阿姨，我是来看冻疮的，不用量体温。小马阿姨说，那不行，来卫生室看病必须先量体温，说着就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几分钟后，小马阿姨从我口中拽出体温计看了看，就叫起来：大夫，先给这孩子看，他发烧呢！
大夫用压舌板压着我的舌头看了看我的嗓子眼儿，又用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好一阵，还不紧不慢地问了我一堆问题，这才拿起笔，写下满满一页病历，然后又开了处方笺和医嘱交给小马阿姨。
    出门诊室，听小马阿姨说要住院，我忙站住脚，急赤白咧地说：住院？不住！凭啥嘛！？我就是耳朵长冻疮来上点药，咋就住院啦？小马阿姨拽住胳膊，把我扽进走廊另一侧和卫生室对过的隔离室，晃着病历说，自己瞧瞧，发烧38度以上，扁桃体红肿——不住院怎么行！
没法子，这下算上了贼船啦！
    一天两次药片吃着，两次体温量着，一次被大夫查房翻来覆去检查着，绝对不可能到隔离室外面去玩，就连到别的病房串个门也不行，整天囚在病房里，躺在床上，时间长了能把人活活腻味死！好在我很快发现了住院的诸般好处：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更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还少不了得挨训；病房里有木壳壳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随时拧开听电影录音剪辑，听乒乓球赛事实况转播；这儿的病号饭做得好吃、精细……最关键的是，这儿还有好多有趣的课外书！
    乘阿姨没注意，我溜进没人的病房，翻到了几只装满书的小木箱，然后又分好几次，把自己挑出的书抱回病房，藏进小壁橱。我抱回来的书，大部分是小人儿书——以前看过的就免了，而且要挑画得厉害的，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华三川的《白毛女》《永不消逝的电波》、王淑晖的《西厢记》《孔雀东南飞》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刘继卣的《鸡毛信》等等。也挑了几本字书，如《鲁滨孙漂流记》《大林和小林》等等。对了，还有一本厚厚的、纸挺黑、尽是繁体字而且破烂到已经脱落了书页的旧书，是本前苏联的专门写给小孩子看的科幻小说，叫《乌拉伯拉博士故事集》，书中的故事现在记不起来了，但还记得书里的故事好玩儿极了，一读开了就肯定再也放不下啦……
    有诸般好处的诱惑，后来住院居然成了我那时的一大期盼。为了能住进医院，我想了好多“练病”的办法（比如跑出一身大汗，再钻到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脑袋；再如，掉到地上的水果抓起来就啃等等；总之试了很多法子），但基本上都是劳而无功，未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医院无计常住，可看书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戒断了。所以后来图书馆就成了越来越令我着迷的乐土。记得那会儿除了成套的三国、水浒，我已经不大看小人儿书了；当时最爱看的是童话、神话和民间故事，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百喻经》《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还有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挺大的图书馆，没多久这类书就叫我读完了。接着我又喜欢上了外国讲海盗啦、寻宝啦、探险啦之类的读物。五年级，我又对科幻故事着了魔，记得我读第一本正儿八经的科幻少说《陶维尔教授的头颅》，激动得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也还记得书架上32开本的少儿科普期刊《我们爱科学》一到，每期我都抢在最前面借阅并一口气读完。有时周日在返校的路上，我会从报亭买本刚印好的最新一期《我们爱科学》边走边看，既急于知道它所有的故事及其结果，又舍不得读得太快一旦读完就没啥好看的了……
    后来，我渐渐开始懂得根据作者来挑选喜欢的读物了，比如《海底两万里》让我记住了其作者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大名，随后我就搜寻并阅读了这位大师的作品《机器岛》《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培根的五亿法郎》《月心游记》《八十天环球一周》等等多本科幻小说。
    为了能最早读到新书、好书，我没少帮图书馆的阿姨干活。新书一到，我肯定马上去帮着盖图章、贴标签，分门别类将这些书上架，平时也常常会去藏书室帮着修补那些破损了的图书。
    小学时期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养成了读书习惯。后来只要发现自己感兴趣却还没读过的书，就要千方百计找来看。当你打开一本新书，闻到那淡淡的油墨味儿时，心头就会发痒，恨不得立马把它读完（有些书当时并没看懂，但却也留下了阅读时产生的朦朦胧胧的印记，成年后再次读到它们时时，就会有一种与老友相识久别重逢的感觉）。读书，使我很早就认识到人类是如此的了不起，是人类发明了文字和印刷术、找到了书籍这种精神产物的传播手段。感激我们的前人吧，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

    （12） 
    我的几位老师
    袁老师中等个头，看上去人很结实、精干，他留着寸头，皮肤稍黑，高高的眉骨、深深的眼窝，两道浓眉又黑又粗又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卧蚕眉”了吧），加上低鼻梁和厚嘴唇，一眼就能猜到，这准是个广东人。听说袁老师曾经是最早的八一足球队的后卫，球技自然是十分了得；抗美援朝时期他报名加入志愿军开赴朝鲜，枪林弹雨中，他负过伤，立过战功。回国后，分配到育英小学当历史老师，还当过我们班的临时班主任。历史课是副课，考试一般都不打分儿，更不会影响到能否升级，所以我也一向没怎么用心听过课。不过我的确从袁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有责任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理由逃避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
    有一天在历史课上我偷看课外书。下课后被袁老师叫住。进了备课室，袁老师没给我摆脸子，反倒慢声细语地让我坐下，然后问我：《林海雪原》这本书里你最喜欢的是谁？我说：杨子荣！袁老师点点头说，我也喜欢杨子荣。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这本书的呀？我说，早啦！阿姨老早就给我们读这本书，每天晚上读一段，都急死人啦，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都读好几遍啦。袁老师点点头问，字都认识吗？我摇摇头说，反正连蒙带猜呗。袁老师又问，那你还读过其他什么讲杨子荣的书吗？我挺吃惊，反问道，啥？还有别的书讲杨子荣？袁老师说，有啊！看看这个。说着，他把一摞《北京晚报》摊开，瞧，《山呼海啸》。读过吗？也是曲波写的，这会儿晚报刚开始连载。你要愿意，就到我这儿来看嘛。我嘟囔了一句，尽豆腐块啊？也太不经看了吧。袁老师说，如果能保证每天去传达室去取晚报，那你就能第一时间读到杨子荣啦。我二话没说，就保证道，行！袁老师点点头，好！半个月“考验期”。说到做到，可别让老师失望！
    从此我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项无需他人提醒每天都会自觉完成的光荣任务。
    “自然铜”老师，其实姓“佟”，因为教自然课，所以被大家称为“自然铜”老师。“自然铜”老师年轻，上起课来特带劲儿，尤其是实验课时，他总是不厌其烦，不住嘴地讲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对有一定危险的步骤，他翻来复去以不同语气不同口吻至少要讲上三遍，讲着讲着，还会突然把学生叫起来提问。开始试验老半天了，他还在教室里转过来转过去不停地提醒：小心啊，千万小心！
    “自然铜”老师很活跃，嗓子好，高高的个子，长相潇洒英俊，是个前程远大的艺术人才。那会儿吃饭的时候，总会听到他在校广播站播音。后来很长时间我都觉着，佟老师原籍一定东北黑龙江那疙瘩的，为啥会这么觉得，我好像从来也没想过。直到前些年辗辗转转听到一些和育英的消息，说佟老师后来当校长了。不知咋的，我就又想到佟老师的籍贯问题。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当年自己之所以认定佟老师是东北人，是因为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早饭和午饭时间，校广播喇叭在播放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之前，先播出了一段男声诗朗诵，在这首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诗中，国破家亡之痛、去国怀乡之恨、故土难离之情，让朗诵者演绎得声情并茂，令人动容。而这位朗诵者，恰恰就是我们的“自然铜”老师——大概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佟老师肯定是东北人了。
    有一次，佟老师组织学校兴趣小组成员活动成果汇报。受到佟老师激情满满的鼓动，我头脑一热也鼓捣并上交了件“作品”——人造丝。其实吧，也就是把几根儿稻草秆截成一节节的，经敲打、浸泡、发酵后，漂洗干净再用碱水煮，然后倒醋中和、反复漂洗，用漂白粉漂白后洗净晾干，任务就算完成了。说实在的，这里真的没啥“科学”含量，要不是大家事先都知道了我正在造“丝”，谁好意思拿出手啊？不过，最终上交了的“作品”，还是受到了佟老师的口头表扬。
    进入六年级，朱凡老师当了我们班的班主任。朱老师是老资格，很早就从国统区跑到延安，是延安保育院的元老级人物。朱老师作风硬朗，走路生风，说话像胸腔共鸣的女中音浑厚有力，喜欢爽朗而极富感染力地向天大笑。据说在延安时期，多才多艺的朱老师就是保育院打“霸王鞭”和演“文明戏”的主力。
    六年级语文课本上有篇阅读课文《琥珀》，上这堂课时，老师特意带了留声机，课堂上放了一张刻有朗诵《琥珀》全文的唱盘。当时我就觉得这抑扬顿挫的声音，熟悉极了，只是被课文内容所吸引，没再顾得上去深想罢题了。后来，我才听说，这张唱盘录制的，就是朱老师朗诵这篇课文的原声。朱老师的朗诵绝对一流，她的朗诵，不仅好在音质、音色、情感和节奏上，而且更在于她能把握住朗诵内容的“魂”。正因为朱老师充满魅力的朗诵名声在外，音像出版社才托人牵线，登门相求，请她录制出版了这张唱盘。
    朱老师待学生特别平易而自然，和她在一起就像在自己妈妈身边，你会时时触摸到她的慈祥，又会处处感受到她的严厉。她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既不会因为你优秀、出色，就格外给予青睐，也不会因为你调皮捣蛋就嫌弃、讨厌你。
    朱老师年年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班的“优秀班主任”，老师要得到这一称号，有个硬条件就是，所带班毕业前必须得成为“红领巾班”——就是说，全班学生都得入队，一个也不能少！进入六年级后，我班仅有的几名“非队员”也都纷纷摘了翅膀，只有我“不在组织”的啦，这使我感到了很大压力。每天晚上我都把头蒙在被窝里发誓赌咒，恨不得明天就入队，可第二天还是管不住自己，动不动就破坏纪律。朱老师似乎并不着急，她也把我叫到备课室去过几次，可都是叫我提上暖壶去打水，回来倒在脸盆里，然后指导我，一步步把手上的皴泡软搓掉，然后在我手背上涂点凡士林慢慢地揉，边揉边和我聊天。好像没讲到过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只是每次从朱老师那儿回来后，大家都会说我又进步啦。
    就这样，在朱老师和几位班干部帮助下，我终于在六年级第二学期，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将光荣神圣的红旗一角，围到了自己的脖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