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校友们好！
    我叫周克庸（原名关建军），是育英小学第十届三班的学生。最近写了一组回忆育英小学的文章。岁月荏苒，转眼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学生也都进入暮年岁月，但无论何时何地，育英小学的人生经历都一直梦牵魂绕伴生我的岁岁年年，终生难忘。这些回忆文章，就当为亲爱的母校献上的一束小花吧，以纪念永远的育英小学……

    （1） 
    读了几篇博友回忆儿时趣事的文章，突然也想写写自己小时在北京生活的片段。
    写点什么呢？我记事挺晚，所以记忆中“小时候的事”，差不多就是读小学时的那些事了。
    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至小学毕业，四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育英小学度过的，再加上一年半的育英幼儿园，我在育英整整生活了6年——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儿时时光了。
    我不光是人开窍晚，而且记忆力也奇的差，儿时的事在我现如今的记忆中，竟连一件完整的故事也拼凑不出来了。
    管它呢！完整的写不来，那就写片段好啦。毕竟那是6年的生命历程，零零碎碎的记忆总是还会有一些吧！
    要找出一条什么“结构线索”将乱七八糟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恐怕不那么容易。咱干脆就顺着时间流向，由远及近，想到啥就写啥吧。鸡零狗碎的文字，以阿拉伯数字为连缀序号，也可以算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吧？反正本来就是“零星回忆”嘛，内容虽然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倒也还文题相符哩。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1.在育英幼儿园的生活概况
    大概四岁多点儿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育英幼儿园。
    刚入园时，幼儿园还在育英小学大门外面；不久就搬进了学校大院。幼儿园的位置嘛，就从卫生室沿着走廊往北，穿过花坛、绿地，继续再向北一直走到头就到了。其主建筑，好像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俄式风格平房，房前是一块竖着秋千、转伞等器械的活动场地，场地再外面是用竹竿圈成的篱笆墙——幼儿园的大环境，此刻所能想起来的，似乎只有这么一点了。至于我在幼儿园的生活，如今能想起来的，大体上……也就这样，只剩下这么点依稀的印象了。
    在那个年龄段上，所谓“生活”，也就是衣食住行之类的总和了吧。
    当时我都穿过些啥衣裳，这会儿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肯定穿衣裳来着，幼儿园嘛，当然不允许“裸奔”啦）。我有个大出自己两三岁的姐姐，所以不难据此推断，花红柳绿的衣裳，那会儿我肯定里里外外地穿过不少。
    幼儿园的伙食如何，现在也统统忘记了。只记得偶尔午饭会有鱼吃，而且凡是吃鱼，必配以大米饭为主食。鱼，我所欲也，大米饭，亦我所欲也；二者既可得兼，自然吃得我手舞足蹈，心花怒放了。
    说起“住”，记忆中就更没啥值得挖掘的了。那会儿我家住万寿路一带，就在农村工作部大院儿的对面，离育英很近，所以我天天回家，不在幼儿园住宿。但幼儿园寝室里，照样有为我们“走读生”配置的小木床。育英幼儿园附属于育英小学，所以它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育英小学最优秀的传统——午睡：吃过午饭，所有孩子一律老老实实上床睡觉（在育英6年，天天如此。这大概就是至今我每天都要睡午觉的历史渊源了）。
    记得有天午睡时间，我闭着眼装了会儿睡，然后为了捉只螳螂回来让小伙伴们眼红，就蹑手蹑脚，悄悄溜出寝室，翻越竹篱，钻进树林，逮了一大一小两只（螳螂、金龟子各一只）战利品，装入事先备好的空火柴盒，就忙不迭地原路溜回。翻越篱笆时，一脚没踩稳，左膝盖上方两寸处被捆扎竹竿的铁丝划了道小口子。生怕阿姨知道后穷究不舍以致东窗事发，所以未敢言声，只是按照当年流行的民间秘方——在地上画一“十”字，然后从“十”字中心捏起一撮土，按到伤口上，这样匆匆自行处理了一番后，就赶紧溜回寝室去了。不料，我这一身看上去挺厚实的皮肤竟然如此不争气，小小不然的一道划痕，两三天工夫，就溃烂得一塌糊涂“艳若桃花”了……最终，还是阿姨带我去了卫生室。又是上药，又是包扎，自然还得在小朋友面前一遍遍地挨数落。就这样，我装出副痛苦状但心里却挺得意地在腿上缠了十多天绷带，才恢复了自由自在的元气。从此我左膝盖上方两寸处，便留下了亮晶晶的足有一分钱钢蹦那么大的一块伤疤，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今天，这块伤疤仍一如既往地趴在老地方固守着它诉说往事的权利，只是变得越来越含蓄，已不再那么亮晶晶地咄咄逼人了。
    因为是“走读生”，所以一早一晚一来一回的两次“行”，便成了我每日最自由自在的功课。说起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在“家—幼儿园”“幼儿园—家”的路上，来来回回窜了那么多趟，总该有些记忆；但是，实在是“不胜惭愧之至”，虽然已翻肠倒胃敲脑壳多时，可此时我的记忆库里，却依旧空空如也，找不出丝毫可用来搪塞的内容。
    唉……幼儿园时期的“衣食住行”总和，能记起来的也就这些了。
    如果把记忆内容扩展到个人隐私那一部分，我或许还能写上段以《我的“初恋”》为题的文字。不过今天得早休息，只好就此打住。余话，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2）
    下班回家，这会正好有空，咱们接着讲点儿我的个人“隐私”啦。
    当年，我们班有一对孪生姊妹，姐姐叫“中苏”，妹妹叫“友好”。姊妹二人年方5岁，长得那是……哎呀，记不得啦！反正，应该是挺不错的吧。
    姊妹俩长得太像了，别说小朋友们，就连阿姨也常常把她俩弄混。但我却总是能毫不费力地将姐姐、妹妹分辨得一清二楚。为啥呢？因为我发现，她姊妹俩挺好看的眼睛，都有点斜视，只不过呢，姐姐是左眼向里斜，妹妹是右眼向里斜——并非我对她俩的观察格外精细，而是因为她俩跟我一样也是“走读生”，大家走的路线相同，这么一来，每天“耳鬓厮磨”的时间自然就比别人多了许多。
    每天早上我走出机关大门，路过一个大院（啥单位唻？这会真的半点印象都没啦）时，都会看到中苏、友好这两个小姊妹，很淑女地站在门前的岗楼旁，见我过来，就静静地跟上一块走着去幼儿园。路上，姊妹俩经常悄悄塞给我一些小零食（有时中苏或友好单独给，有时俩人一块给）。我当然挺高兴啦，作为回报我也常常在路旁捉上只天牛、金龟子啥的，让她俩大惊小怪地看上半天，有时还很大方地允许她们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触摸一下虫子们的后背。
    说到捉虫子，这大概是我唯一与生俱来的天赋了。黑底白斑的天牛、大葵花籽似的磕头虫、穿着粉红衣裙能飞善蹦的椿蟓、翠绿油亮的纺织娘、长长短短胖胖瘦瘦的蚂蚱，扛起大刀冲着全世界张牙舞爪胡乱比划的螳螂，还有蛐蛐儿、油葫芦、金龟子、唧鸟猴……只要我愿意，钻进草木丛，就能手到擒来。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让我在幼儿园出尽了风头，但也招惹来不少烦恼。为了体现“礼尚往来”的古训，我常把捉到的虫子装进火柴盒，送给中苏、友好两姊妹。开始她们都很高兴，后来就渐渐变得不满足起来了——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的，一到自由活动我要去捉虫子，这姊妹俩就如影随形，十分淑女地跟在了我的身后……捉虫子的乐趣完全是个体化的，为了确保享有这一个体化乐趣，我只有天天琢磨出点啥办法来甩脱这两个跟屁虫。结果“甩尾巴”与“反甩尾巴”的较量，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捉猫猫”的游戏。其实“捉猫猫”也挺好玩，但为此牺牲掉捉虫子的乐趣，有时也挺叫人懊恼。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出于岸，浪必湍之”。自然而然，我的捉虫天赋，就遭到了许多小伙伴们的嫉妒。嫉妒归嫉妒，可也没啥宫廷内斗式的阴谋在幼儿园上演，只是自由活动时，杀进草木丛去捉虫的童子军，却日渐壮大起来。捉虫子就免不了会弄脏鞋袜衣裤，免不了会蓬头垢面一脸子赖相，有时甚至会伤及肌肤。终于有一天，经细心调查已掌握全部情况的阿姨，将全体“虫民”召集起来狠狠训了一顿，然后点着我的脑门，哇里哇啦，以高8度的频率，高分贝地赐予了我一顶“害群之马”的桂冠，并严肃异常地宣布了对我的罚站惩诫令。
    站在墙角，斜眼偷觑，但见满屋子里一张张小脸，差不多都写着或公开或隐晦的讥笑，只有中苏、友好姊妹俩，一边悄无声息地流着泪，一边很淑女地用手绢捂着自己的脸……
    本以为可以就如此这般“三小无猜”地持续下去的，但后来事情慢慢地起了变化。先是两姊妹给我零食时开始相互背着对方，然后又各自要求我，只许把装了虫子的火柴盒偷偷交给她本人，而不许让对方知道，再后来，姊妹俩干脆就闹起独立来，再也不肯同时和我一块玩了，中苏跟我玩，友好就躲得不见了踪影；友好跟我玩时，中苏就撅着嘴在一旁生起了闷气……
    ——幸亏这种夹在当间儿受气的日子没过多久，快年满6岁的那年寒假，我跟着我表大爷回了农村的老家。
    我的如泣如歌的“初恋”，就此无疾而终。

    （3） 试读生“小侉子”
    在老家热热闹闹过完年，爷爷说，得给野马驹子拴个笼头啦！然后就把村中“书房”（=学校）里唯一的先生（=老师）请到家来喝了顿酒，爷爷按着我的脑袋在炕沿上给先生磕了个头。一出正月，我就成了书房里岁数最小的学生。在老家近10个月的生活，自有许多事值得一提，但这些事儿统统与“育英”了无关涉，所以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长话短说，一晃到了夏天，我开始经常性地闹起了肚子疼。每次闹起来，爷爷就热上壶酒，先倒上满满一盅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下去，接着就慢慢地自斟自饮。待爷爷把这壶酒喝尽，我的肚子也就不疼了。可是终于到了某一天，爷爷前后连着灌了我3盅酒，他老人家也喝光了3壶酒，却最终也还是未能止住我肚子疼。看着疼得满炕打滚儿的孙子，爷爷叹了口气，道：这孩子命硬，咱这犄角旮旯怕是养不活他啦，还是送回北京去吧。
    就这样，我又回了北京。
    第二天，去301医院。大夫翻了翻我的眼皮，看了看我的指甲，又敲敲我的胸口、按按我的肚子，就给我开了一大包宝塔糖。甜甜地吃下去，当天下午便排出了好几十条蛔虫。两天后，我就再也不闹肚子疼了。
    病好了，肯定不能在家闲呆着呀，于是决定让我上学——学校自然是育英。
    北京的学校，新学年开学都是在9月1号，而我们老家却还是很老派地在春节后开始新的学年。就是说，我回京时已读完一年级第一学期，可要在北京接着上学，就只能或者从头开始读一年级，或者插班读二年级的第二学期。
    因为误信了爷爷对长孙的谥美之词，家里拍板让我插班直接读二年级。
    人家育英小学正规得很，接受插班生，是要经过考试的，我一年级第二学期、二年级第一学期都没读，要用一个月时间把一年的课学完，只能被动接受“恶补”。那会儿，我还是笨得出奇，所以挨骂不必说了，就是劈头盖脸的漏风掌和满屁股蛋子飞舞的鸡毛掸，也成了我家常见得节目。直到爷爷发了脾气，大喊“你们到底安的啥心？想把孩子活活打死是吧！孙子，走！跟着爷爷走，咱回自己家去……”，家人才把几册课本往我跟前一丢，就再也不管我了。
    不久，我在育英教导处办公室接受了考试。两门功课，算术考了3分刚及格，语文考了2分不及格。经校方研究，我被允许插班就读二年级，但只能当“试读生”——何时期中或期末考试时、两门课都考及格了，就给摘去“试读生”的帽子；倘两门都不及格就自动留级，去当“降班猴”。
    戴着“试读生”的帽子，我成了育英小学的插班生。这顶令人羞愧难当的帽子，我戴了足足5个学期整两年半——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咱们还是先讲我刚插班时的情况吧。
    我在育英第一天的第一堂课，是班主任把我领进教室去的，从这天起我就被安排在了教室某行最显赫的那个位置上。之所以用“显赫”来修饰这个位置，就在于做课间操或上体育课前全班列方队时，这个位置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准。一旦充满权威性的口令叫响“向～右看——齐”时，全班人马就会迅速把头扭向我所在的位置，所有目光聚焦于我的脑袋，所有列队者都以细碎的踏步迅速调整着站位，只有我钉在原地，纹丝不动像根标杆。
    按说，占据了如此显赫的位置，感觉一定不错。但具体到我本人的真实感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唉～，一个个向我转过来的脑袋，都比我高出半个头，那些向我聚焦过来的目光，统统采取居高临下的鄙夷之势……想想“鸡立鹤群”的那份心情吧！除了自卑，我还能品出什么别的其他滋味来吗？
    我在育英第一天第一堂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年龄。
    老师问，你几岁啦？我朗声答道，8岁！老师说，不对呀，你比大家都小，还不满7岁嘛。我又朗声解释道，俺生日小，虚两岁！
    ——我讲的，完全是不争的事实。话音才落，教室里就响起一片窃笑声。我挠挠后脑勺，疑惑地问道：先生，俺没讲错话，他们笑个啥哩？
    哈～哈哈～～哈哈哈～～～
    一片哄堂大笑，教室顶子差点都给掀了。
    刚下第一堂课，同学们就为我起了个外号——“小侉子”。
    虽然不过一个月，我便能拽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了，但“小侉子”的外号，却被同学们叫了至少一年以上。

    （4） 
    “问题儿童”终于打了翻身仗
    很多年之后脑袋有点开窍了，我曾试着剖析过自己，在育英期间何以会成了一个所谓的“问题儿童”。分析起来，其缘起无非以下几点。
    全班同学里岁数最小、个子最矮——此其一。
    “岁数最小”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个子最矮”由遗传决定，好像也怪不得我！
    全班同学里学习成绩最差——此其二。
    脑瓜子笨，那是天生的，罪不在我；比别人少读了一年书，成绩差了点儿，其实也情有可原。
    衣着滑稽——此其三。
    前文说过，我上面有个大我两三岁的姐姐，姐姐穿不得的小衣裳，很自然地就顺理成章穿到了我身上。一个小黑小子穿得花枝招展，肯定有些滑稽；但说起来，这责任也不该由我来负吧？记得一年深秋，突然就刮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棉衣还没备下，冷得受不了啦，只好翻出三四件单衣，不管不顾地胡乱套在身上，再把衣领往外一翻，这下好，七出八进五颜六色的衣领把我的小黑脖儿一围，活脱脱是个马戏团的小丑儿。结果……唉～，又被阿姨嚷了一通，说我哗众取宠存心出怪。唉～唉～～，直到如今回忆这事，还是挺委屈得慌！
    不讲个人卫生——此其四。
    关于这个、这个，咋说哩……咳，存在决定意识嘛！谁叫我在养成生活习惯的重要人生关头回老家了呢？俺老家的人一辈儿辈儿的都这么活过来的呀，枣树趟子里伸手掠上把枣，吹吹枣叶就往嘴里填，大洼地里薅根胡萝卜，裤腿上蹭吧蹭吧，咯嘣咯嘣就下肚啦；指甲缝有泥，胳膊肘长皴，那根本就算不上个事！可进了育英，“不讲个人卫生”就成了罪不容赦的一大罪状啦！
    那时节，我最怕每周二的洗澡——阿姨总是横在浴池前，专找我的茬，不是抠耳朵眼儿、搓脖子，就是搬起脚丫来检查脚趾头缝儿，反正不打发我重新返工决不收手；有时阿姨还亲自下场，把我脑袋按进浴池，然后把我脊背搓得通红；还要摊开手，大张旗鼓地对我讨伐道：瞧瞧，这多么大的泥卷子……
    不遵守课堂纪律——此其五。
    其实，若跟在老家“书房”上学时做纵向比较，我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的进步，绝对已经是突飞猛进啦。老家的“书房”，只有两明一暗三间土坯屋，“一暗”是魏先生和刚生了娃的魏师娘一家三口的居室；“两明”就是我们1、2、3共三个年级计20多名学生的教室了。严格地讲，这“两明”还不完全是教室，屋门东头还有魏先生家的灶台、粮囤、水缸、锅碗瓢盆等一应过日子的家什儿；况且这“两明”还没后山墙，本应垒墙的地方只用荆条子和秫秸编了张大笆，再在外面糊了层泥，好歹把教室与合作社的牲口棚分割了开来。魏先生一人要给三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放下筢子拿起笊篱，忙得团团转，自然分身无术，哪里顾得上讲究什么课堂纪律。所以，当魏先生的学生，那是相当自在相当幸福的！            
    那会儿，我们靠后墙坐的学生最喜欢的把戏，就是用木棍儿、小刀儿啥的，在笆篱墙上剜洞，一点一点极有耐心地挖，直至把笆篱上抹的泥挖穿，再把一只眼凑近洞口，去看牲口棚里那些畜牲懒洋洋地甩着尾巴驱赶牛蝇。好奇的眼睛多，而墙上的洞口少，为了争夺这“阅览”优先权，皮小子们你扯我一把、我搡你一拳的事，自然时有发生。后来，窥探的把戏渐渐发展到了用根长棍儿穿过洞去捅牛屁股……玩到忘乎所以，动静闹大了，魏先生就会走过来，一言不发抡圆手中的教鞭猛抽下来，“啪——”！那教鞭立即断为数节，从挨抽的脑袋上四处飞溅开来。好在这“教鞭”不过是老话“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所说的那种苘麻杆儿，外强中干，打在脑袋上并不太疼，所以不管魏先生如何凶神恶煞，以身试法的学生照样层出不穷。往往到近晌午头魏师娘出来做饭时，只需在地上划拉两把，生火点灶的细柴好歹就够用了。
    说句实话，我没少挨过魏先生的教鞭，但与其他同学比，我绝对属于“比较好”的那类学生，起码不至于被当作破坏课堂纪律的“典型”。
    育英小学，一个年级的一个班，就独占这么大一整间教室，有那么多老师、阿姨还有班主任管着——这一完全出乎我常识的现实，不可能不对我产生极大的震慑；再说，这样的教室里根本撒不成什么欢——这儿的墙,除了雪白的墙壁、淡蓝色的墙裙、明亮的大玻璃窗，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洞洞，甚至连个污点都别想找到。你说，环境这么差劲，我就是想捣蛋，又能折腾出啥花样？充其量也就是些诸如屁股坐不稳、两手不识闲之类的“小动作”罢了。
    可是我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的长足进步，不仅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相反还要当“典型”，堂堂课挨批，这不明摆着是要把人逼上梁山吗？上了梁山后我发现，原来“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后果，没啥大不了，无非是被老师熊上两句。“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如此这般一来二去的，我也就渐渐历练的有恃无恐起来了。

    （5） 
    “问题儿童”终于打了翻身仗（下）
    第六点亦即最后一点，是——“性格乖僻”。
    心理学家说啦，人生来就有“从众”心理。不知为啥，我可是起打小就不大具备这种心理素质；不管大事小事（其实小时也没啥“大事”，也就每个小孩儿都生活于其中的鸡毛蒜皮），只要打定主意，我就要毫无道理地一意孤行，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一股道走到黑。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受些气的——这么明显的道理，别人早参透了，可我却要在很久很久之后，才会渐渐明白过来。
    初当“插班生”，本应夹紧尾巴做人；可我偏偏不肯受一丁点气。当时的育英学校，几乎所有男生和大部分女生，都有至少一个外号，彼此间以外号相称，司空见惯；我却硬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只要听谁喊我一声外号，就立马翻脸，像被灌醉了酒的斗鸡，“嗖”地一下子就扑上去了……
    “好打架”，是当年会经常出现在我“操行评语”中的词组。但我觉着这委实有些冤枉！其实没有哪次动手，是由我挑起事端所引发的；我只不过是不肯受人欺负（现在反思我的问题，就在于对“欺负”一次的理解出了偏差），忍无可忍时（现在反思，自己确实“敏感”得过分啦）才被迫起而自卫反击罢了。
    我个儿小，打起架来，肯定吃亏的时候居多。令人讨厌的是，我还有股子牛皮糖似的拗劲。这个课间叫人家揍了一顿，下个课间咱接着来；上午输了下午再打，下午打输了晚上还接着斗……屡战屡败，愈败愈战，死缠烂打，没完没了，非到对方一见我就东躲西藏时，才肯罢手。
    后来架打得多了，也就摸索到了些擒拿格斗的小门道（这话可能有些“吹”的成分），居然偶尔也有不那么吃亏的时候了。所以尽管我每学期从老师那儿得到的操行分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中”（操行评分虽有“优良中差劣”五档次，但事实上“差”和“劣”两档老师是从来不使用的，故“中”就是事实上最低的分数档了），但我却毫无悔改之意，不仅鼻青脸肿地有架必打，而且愈加兴趣盎然乐此不疲了。
    既然已“破罐破摔”，“问题儿童”的帽子对我来说也就无足轻重了。反正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数学总能考出个救命的3分。只要不当“降班猴”，我“试读生”的日子，就能在打打杀杀哭哭嚷嚷中一往无前地维持下去。
    直到四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我才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一举甩掉了“试读生”的帽子。
    ——记得马上又要到期末考试了，某天晚点名（补充一句，自从进了育英小学，我就成了住校生，直到毕业），阿姨照例开始了对我的公开批判。至于为的啥事儿，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阿姨最后讲的那几句扎心话，却深深印在了我脑子里：……试读、试读！“初小”都快念完啦，还是个“试读生”！人有脸，树有皮。没皮没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谁说我就“没皮没脸”？！谁说我就永远只配当个“试读生”？！
    我突然觉得，要想活出个“人”的滋味儿来，就必须马上立刻发奋图强，必须立刻马上雄起，把“试读生”的帽子，一把甩进马里亚纳海沟去！
    于是，我当即便语文和算术课本塞入背心儿，挨到晚自习结束把书带回了宿舍。当夜熄灯后便一头钻进厕所，开始了我为时一周的苦读之旅。
    与不雅的味道相依为命了整整一个星期，本人在期末考场上，器宇轩昂地抢交了头卷。成绩册发下来看时，哈，语文考了4分，算术考了5分。
    在初小（——其实那会儿小学已经不再分初小、高小了。现在想起来还挺感谢那位阿姨，是她让我知道了“初小”、“高小”的概念——）最后一次期末考试中，我终于有皮有脸地活出了人的滋味儿！

    （6）记忆中的育英小学
    育英小学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由中央供给部和中直党委于西柏坡创办（再早的前是颇有名气的“延安保育院”）。新中国建国前夕该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直接领导,校名改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迁入北京后，育英小学便在海淀区万寿路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了。育英的校园比市里多数小学要大得多，占地上百亩（现在育英占地面积尚有110余亩），被高大的院墙围得严严实实。据说此地本是傅作义行辕，不过我们在育英上学时，这儿已不见了战争年代的刀光剑影，只有体育馆后面小假山的山包上，已改作一小亭子底座儿的钢筋水泥碉堡，给后人们留下了关于“平津战役”的无尽遐想。
    我入校时，育英早已是按苏联专家设计打造的一所风格别具的现代校园了。
    学校除了大片的教室、行政楼、宿舍楼外，还有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展览室、大礼堂、小礼堂、前食堂、后食堂、洗澡堂、卫生室及其住院部等等——所有这些建筑，统统由宽敞明亮的走廊连为一体，形同一个封闭的大城堡。
    城堡外大片的花园绿地，有“气象小组”观测站，有“米丘林小组”实验田。大片的教学区之间，是一大一小两处被楼房、平房包围着的活动场地。场地上有各种游戏活动设施，其中最好玩最刺激的，是所谓的“转伞”——除了在育英，其他地方好像没大见过这种设施。印象中“转伞”中心的竖杆有三四米高，顶端可旋转的是个伞形铁帽子，沿“帽沿”垂下一圈（大约十几根）粗粗的绳索，每根绳索下端是一个由宽约两寸的皮条缝制的空心圈，参与游戏的小伙伴们各自搂紧一根绳索，将一条腿套进皮圈直到裆部。喊声“跑”，众人便一起绕着转杆飞奔起来，不一会儿，大家便像鸟儿一样荡到了空中……
    教学区北面、宿舍区西面、果园南面是大操场，操场中间是种满了朝鲜地皮草的足球场。球场外面是标准的400米跑道，再外面，有垒球场、篮球场、手球场和沙坑，东北角还有单、双杠，吊环、吊杆、吊绳等体育器材。再往东，是和走廊连接着的一个很大很排场的风雨操场。
    操场北面是一片种满桃子、苹果和葡萄的果园。由果园门口向东走，就是那座山头有个小亭子的假山了。抬起头来，透过马尾松浓郁的绿荫，可依稀望见山顶凉亭朱红色的飞檐。
    假山北面是个小动物园，养着鹦鹉、山雉、火鸡、孔雀，白鼠、兔子、狐狸和狼……
    动物园再往东，是洗衣房、理发室，然后是一排库房。库房东边，就是一片直达围墙边的树林了。
    往右首拐个弯，沿着树林走向，一直向南走到头再向西稍稍一拐，就是学校的大门了。从外面走进校门，穿过传达室和门楼，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松墙后面的影壁，上书朱总司令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几个红色的大字。
顺着一条两旁栽有矮松墙的小马路向西，就到达了一处小广场，广场中心是个圆形喷水池，北面是步入大礼堂的几十层台阶，西南方是行政楼的入口。
    沿行政楼南边的那条马路继续向西，绕到行政楼西门，就可以看到教学区间较大的那片活动场地了。由此继续往西，穿过锅炉房和一片小山似的煤堆（那时我们常在煤堆里翻找嵌有自然铜的煤块），在靠学校院墙西南角处，会看到一座高大到不合比例的梯形建筑——这就是育英校园中知名度颇高的垃圾台了。每当班级值日生拽着铁栏爬上这座足有3层楼高的垃圾台鸟瞰校园，满怀“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时，肯定会想起算术老师讲过无数遍的故事：当初苏联专家的设计图上，没有倒垃圾的地方，后来学校专门敦请了一位北京设计师，补充设计了这个垃圾台。谁料这位设计师是个马大哈，计算中粗心大意将小数点向前错点了一位，结果，垃圾台建起来时，竟比原来预想的体积整整大了10倍……
    此外，校园中还有教职员工的生活区以及种种配套服务设施——这些地方，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所以现在啥也回忆不起来了。
    我们就读育英小学时，学校场景大致就是这样。

    （7）在育英小学上学时的生活（上）
    在育英小学度过的四年半时光，感觉上，似乎比人到中年后的十年、八年还要长，而且长得多！
    不仅四年半感觉很漫长，而且在那漫长时日中的每一天，也是那么漫长。是啊，每一天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得像黎明时笋尖儿上顶着的露珠，每一天都会有许多崭新的事物、崭新的发现、崭新的尝试和崭新的教训，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都过得叫人惊喜不已。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年生活，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儿早就忘了，但那种伴着几分期盼和紧张的情绪记忆，却鲜活地鼓荡在我从脑瓜皮到脚后跟儿的每一个细胞中……
情绪暂且打住，还是先展开理性记忆中的残卷吧。
    前面讲过，小时候我基本上是穿姐姐的旧衣裳——衣着光鲜的同学常以此为“话把儿”取笑我，不过我对穿啥衣裳一向不甚在意（至今也还是如此），对他人的闲言碎语也从来就是东风过耳，全然不当回事儿。其实，在我老家，十来岁的男孩儿光着腚饶世界撒欢，原本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相比之下，我的文明程度已经高到足以为人楷模了。
    五年级以后开始穿自己的衣裳了。那会儿，从年龄上讲，应该正处于长个儿的时节，所以新衣裳总是做得比本人宽大出了许多：上衣绝对要盖到整个臀部一下，而裤腿则长到必须向上绾够三圈才勉强能穿。可气人的是，那阵子，我虽该也长个儿了，但却偏偏死活也不肯长。结果，新衣裳穿成了旧衣裳，旧衣裳穿成了烂衣裳，直至穿到布纹糟烂得再也打不上补丁时，那上衣仍然严严实实地盖着整个臀部，绾起三圈的裤腿也仍然一圈不少地向上绾着。
    冬天，只有个别学生穿着当时属于奢侈品的毛衣，我和多数同学穿着差不多，里面是单衣，单衣外面一件绒衣，绒衣外面套件棉衣，就过冬了。教室、宿舍、食堂和走廊里，暖气烧得很热，躲在这个封闭的城堡里是挨不着冻的。我生性不耐静坐，一逮着机会就往外跑。我还有件从姐姐那儿继承来的灯心绒棉猴，但那会它已经变得又小又瘦，穿到身上就跟五花大绑似的，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穿的；当年我好像也没用过棉鞋、手套和围脖啥的，玩得兴起，还会把头上那顶带护耳的棉帽掀掉……所以，两手、两脚和两耳上，大大小小的冻疮，总会或红或肿或疼或痒地伴随我整整一个冬天外加半个春天。
    ——关于“穿”的记忆，就这些了。
    对了，有两点补充说明：第一点，是我们每人的衣物，在宿舍窗台下的那排小壁橱里，都有指定好的存放位置。我对分配给自己的那块地盘一向疏于整理，长长短短的衣物，总是七出八进的摊成一片，为此虽不知挨过多少此训斥，但一直没啥实质性长进；第二点，我们衣物脏了，不用自己洗，轮到每周一次的洗澡时间，当值的两名学生，就会事先用根打磨得光光溜溜的木杠，将一大包干净衣物从洗衣房抬到澡塘，待众人洗完澡，再将大伙儿换下的脏衣裳塞进大包，抬到动物园东边的洗衣房去。按说，一周时间衣裳不至于穿得太脏。可不知何故，只要洗完澡两天开外，我就浑身油渍麻花，像只刚从食堂后厨钻出来的耗子了。当然啦，为此我也没少挨阿姨的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