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20日以后，部队退到黄番寺（即康隆寺）附近，在高入云霄的深山里，前面是冰山悬崖，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后有重兵追赶包围。当时由熊国炳和张琴秋动员，独立团和妇女团的战士交出自身带的子弹，支援主力部队突围。

    在石窝突围后的第二天，右支队和左支队就分开行动。左路支队向西行动，右路支队向东行动。当时我因在临泽激战中负伤，住在红五军医院，我也就是右支队的一员了。

    分开后的第三天，右支队到达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黄番寺附近的一个深山里住下了。当天下午开大会时，参加会议的有总部第四局的局长秦基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和张琴秋。张琴秋主持会议，熊国炳动员独立团和妇女团就地分散，自谋生路。

    独立团和妇女团大部分是川陕根据地参军的儿童。参军时当时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我当时只有12岁，在长征时期，南征北战，往返三过草地，在艰苦的岁月里，使幼小的心灵里积劳成疾，在苦难的环境中坚持前进，始终跟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可现在叫我们就地分散，自谋生路！

    在熊国炳和张琴秋动员的当天晚上，我们宿营在一片森林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排以上的干部都不见了，他们率先自谋生路去了，把我们几百人丢在深山老林里了。其中也有一些伤员，我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可以随部队走了。当天晚上有几个伤员冻饿而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晚上死几个伤员是经常的，或者晚上宿营后第二天出发，不能走也只好丢下去。

    当天我们绝大多数没有走，就在原地休息了一天，只有几人自谋生路去了。没有走的人议论纷纷，三五成群的议论该怎么办？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第二天，经过同意，我们一行8人单独行动，有余占云、何永贤、袁定孟、谭正德、孙应诚、赵尚文、陈学提、孙应发（就是我）。我们8人有七九步枪6支、步枪子弹40余发、驳壳枪2支、左轮手枪1支、加拿大手枪1支、手枪子弹80余发。

    由于人少目标小，我们在山里转了40余天。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吃，有时只能打野羊吃。但我们的子弹非常少，所以也不能经常打野羊。

    大约是1934年4月，马家军民团一个分队搜山。在一个山洞里，我们突然向民团发动进攻，打死6人，打伤9人，缴获六五步枪9支，步枪子弹200余发。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了。当天下午，马家军骑兵一个营把我们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由于道路不好走，马家军骑兵向我们进攻几次，都被我们打退。再加上天黑了，敌人又不知道我们的兵力情况，他们就在半山坡设防，把我们围在山头上。

    当天晚上，我们却成功转移到另一座山上去了。

    第二天上午，马家军骑兵冲上山去，只获得两具冻得僵硬的尸体，和被我们拆掉零件的坏枪。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两名战友。他们是袁定孟和陈学提。我们6人继续在山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