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很穷，一没有房屋，二没有土地。从我爷爷孙步云开始，就是租种地主景青云的几亩山坡地，夏天种地，冬天给别人烧木炭。一年到头除了交地租外，很难维持生活，经常不是地主逼租，就是反动保长要捐税，没有钱就得去保长家劳动，顶苛捐杂税。
   
    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他们不但自己不劳动，还养活着大批反动武装。他们是封建买办阶级在中国农村的总代理人。
   
    我爷爷孙步云和爸爸孙能全是烧木炭的工人，冬天给别人烧木炭，夏天种地，自己没有土地，是租种地主景青云的几亩山坡地，只能种杂粮、各种豆类和苞谷，产量低得可怜，一年到头收的粮食，除交地租和公粮外，哪里还有粮食维持生活？所剩的都是下脚粮，所以我们一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我们的地租是三七分成，就是说收一斗粮食，给地主七升，自己留三升，公粮在外，交完公粮，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生产的粮食虽然少一些，但只要去挖些野菜，还可以维持最低生活。但遇上天灾人祸，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我父母生我兄妹六人，大哥孙应诚、二姐孙应琴、三哥孙应兴、四姐孙桂香、我（老五）孙应发、六弟孙应奎。全家八口人，地无一亩、房无一间。我出生于1920年农历二月十四，由于家贫，没有上个一天学。
   
    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爷爷孙步云因病去世，无法办理后事，只得把我大哥孙应光卖给地主王文正，去了万源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同年，二姐孙应琴去地主景银林家做了童养媳，就这样家里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川天大旱，地里种的粮食颗粒无收，但地主的地租不能少。卖儿卖女，地主必租，就这样儿女卖了，生活还是无法维持。就在那年我四姐孙桂香病饿而死，结束了她年仅10岁的短暂生命。全家还有五口人，将近一年没有见过一颗粮食，糠菜都没有好的，只有吃草根树皮。
   
    父亲孙能全成天为了儿女的生活，夏天忙着种地，冬天给地主烧木炭，烧木炭的工钱只有几升粮食，不是地主扣地租，就是保长要苛捐杂税。每月所收入的几升粮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由于成年劳动过度，民国十七年（1928年）父亲病倒再没有起来，结束了他43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穷生活。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柯玉兰带着我兄弟三人生活就更加困难了。这时我三哥孙应兴12岁，我（孙应发）8岁，我六弟孙应奎5岁。
   
    我给地主景青云放生（即放牛割草），而我母亲带着三哥孙应兴夏天继续种那几亩山坡地，除草种地什么农活都干。我们弟兄两人冬天到铁矿上背矿石，三哥一次背25斤，折合一个半铜钱；我一次背10斤，折合半个铜钱。我们兄弟两人一天可拿四个铜钱。我母亲和5岁的六弟去挖野百合、山芋或黄姜子吃，虽然野菜很苦，但没有吃的，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从5岁起我就给地主景青云放生（即放牛），放一年牛给一斗二升杂粮，但不给粮食，只能顶地租，两年顶地租二斗四升。我七岁开始背柴伙卖，背一捆柴伙到街上可以卖两个铜钱，能买到一碗大米。
   
    我8岁时正式跟着母亲和三哥下地劳动。山坡地只能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挖，大部分种玉米和各种豆类、栽红薯，冬天种小麦和大麦。在南方，每年种两季粮食，所以我各种农活都干过。
   
    除地主收地租外，反动保长的苛捐杂税就更多了，什么土地税呀，什么产品税呀，什么人口税呀，什么救济捐呀，多如牛毛。没有钱交，就抓人去顶壮丁。民国十八年（1929年），保长把我13岁的三哥抓去当壮丁，经多方面托人说情，妈妈把家里仅有的几升玉米种子拿去送人，才把人放回来。
   
    那时农民除种自己的地外，农忙时得先给地主或保长家种地，地主或保长家的地种完了，才能种自己的地，给地主或保长种地可以减少地租。更多时是白天给地主或保长干活，晚上才种自己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