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们出狱后，连集中营的西路军战士一起，大约800余人，将我们编为补充营。国民党还将西路红军所有被俘人员将近3000余人，成立工兵团，实际上是服苦役，做牛马不如的艰苦劳动，吃不饱穿不暖，终年开荒种地、挖金子，修张掖至青海省的甘青公路，直到修通。

    1939年的下半年，修完甘青公路后，马步芳把工兵团和补充营的3000多西路红军被俘人员，当作青海省的壮丁，以每人200大洋卖给第八战区26补训处，于是当新兵接收了。

    由于第八战区26补训处把我们分配到国民党四十二军191师各部队当新兵，我们红军战士的身份就从此改变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坐监狱受苦受难的3年。那时完全失去了自由，连大小便都要事先请示，经许可才去。这几年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3年。

    后来国民党191师住在兰州，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西路红军被俘人员，就把我们分配到老兵班里，用3个老兵监视我们1个人。我们每天除了跟随老兵三操两讲外，还要出小操，也由老兵带着，没有我们的休息时间，哪怕是20分钟，都要老兵看着。动作不好，他们就用皮带打。   

    再当新兵后，我们红军战士的身份变了，但我们红军战士的影响和本色没有变。国民党兵一看到我们，就想到这是当过红军的，是共产党的兵，和其他壮丁不同，要严格防止我们搞破坏活动。。

    我们西路红军的命运太惨了。旧社会说，他们当过红军，是共产党的兵；新社会说，他们当过国民党的兵，是叛徒。人们在平时虽然不敢那么公开地说，但在组织部门一些人的思想里，总是有那么一块烙印。

    谢觉哉任主任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是周恩来同志设立的专门营救西路红军失散人员的机构。1939年下半年，我一次利用外出买菜的机会，在兰州城东关外找到该办事处。

    该办事处一位女同志接见了我，我谈了我们的情况，同时也谈了我被俘前是红五军政委黄超的警卫员，还谈了第八战区26补训处在马步芳处重金收购西路红军被俘人员3000余人的事。该同志说，她们不是共产党的办事机构，是商业机关。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有一条“清规戒律”，就是一年归来收，二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要。那就是说，从西路军兵败祁连的那一天起，中央就开除了我们的军籍了。我在1939年下半年去八路军办事处，快3年了，那就属于不要的了。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时是21800多人，除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领千余人西进到达新疆外，剩余只有800余人。后来盛世才叛变，又被杀害一部分，1942年送回延安的，只有200余人。

    其余就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政府有命令，红军被俘人员不让杀。即使是这样，但在战场上的伤员还是被杀害了！1937年1月第一次倪家营子突围时，有500多名重伤员没有转移，马家军进去后，把他们全部活埋。熊国炳和张琴秋动员就地分散、自谋生路的那批人，大约有1000人，我是其中一员。

    1940年，是我进入青年时代的第一年，也是我正式成为国民党新兵的第一年。1937年5月到1939年底，虽然也在国民党的军管下生活，但是他们也不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兵。在近三年的岁月里，我们是劳改犯人似的苦役，每天除吃两顿饭外，连喝开水都很少。

    1940年初，我在新兵连军训完后，被分配到191师当兵，每月除吃穿外，每月还发二元三角的零用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发钱的事。虽然在班里也受监视，但他们只是暗地里盯梢，并不公开干涉行动。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兰州，我们机枪3连和一个高射炮营驻在北塔山保卫黄河大桥。其中一次25架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城和黄河大桥。北塔山高射炮营和3个山上的重机枪一齐射击，击落敌机5架，击伤3架。

    1941年下半年，115团移防到内蒙古二里河子驻防时，部队改编为混成十八旅。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只能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心思去考虑什么，什么师什么团与我无关。

    1941年部队换防时回到甘肃酒泉驻防。原机枪连老兵李安民对我说：“小孙，我们想法走吧！”

    由于他原来是看管我的老兵之一，我就随便反问他一句：“走哪里去呀？”

    李安民说：“你是四川通江人，我是陕西汉中人，我们是近老乡。在这里当官的对我们不好。我是被抓来当兵的，家里还有父母老婆孩子，我们两人跑回家吧。”

    那时我刚21岁，李安民比我大几岁，于是我们结拜为兄弟。

    “你来快两年了，还是个二等兵吗？”他又说。经过他的劝导，过了将近一个月，我们两人果然偷偷逃跑了。

    我们两人从酒泉逃出后，白天不敢走，找了个隐蔽地方藏起来，晚上再走。十几天后才走到永昌县，天亮了，还没来得及找地方躲藏，就被58师抓兵的人发现了，于是把我们抓到58师71团1营2连当兵，顶别人的名字。我顶的名字叫陈九，李安民顶名叫刘永成，只要你在，替他当兵就行了。

    这是我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第一次逃跑。不过逃跑时不能叫本部队抓到，本部队抓到就有被格杀的危险。我们也知道，跑是跑不掉的，这个部队跑出去，那个部队还要你当兵。你若不在他那儿当兵，他就把你送回原部队。

    1942年1月，我和李安民两人又跑了，是从武威新城逃跑到42军军部传达排当兵。

    我这时已将孙应发改名为孙克江，这次是自己主动去的，因为那个排里有我们的老同事，事先已经联系好的。我们在这里是传达兵，比在连队上自由些。这里又是58师的上级机关42军军部，就是58师71团1营2连知道了，也不敢来抓我们。

    1943年，联勤总部29分监部骆驼大队缺少班长，我们过去7个上等兵，过去后级别是上士和中士班长。去后，我（孙克江）、李安民、王孝中3人分到2中队，王孝中任7班上士班长、李安民任4班上士班长、我任1班上士班长，其他人分到5中队去了。

    1945年8月，我请假离开骆驼队，在武威住了几个月，没有工作。同年11月，经朋友介绍到联勤总部汽车第四团传达班当上士班长。那时汽车第四团团部驻在兰州。

    1946年，汽车第四团团部移防到达新疆乌鲁木齐东门外驻防。同年我由传达班提为团部特务排准尉副排长，负责团部的警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