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而受到审查，但那些审查部门又找不到证据，只好写上些空洞的名词，打上问号。组织部门对我的情况定不了案，只好“挂起来”，一次搞不清，下次再搞。我的问题就从六十年代挂到八十年代。

    在十年动乱中，我遭受残酷迫害，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长期受到歧视。尤其在十年动乱中，我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特务”而饱受批斗。解放前我受尽痛苦，抬不起头；解放后，我仍然翻不了身，抬不起头。

    我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每每想起往事，满腹辛酸。